现在很多人都把房子当成是资产端，这是错误的，房子应该属于债务端。房子不是建筑业，而是主要用来给银行作为信用的，它在这方面的价值可能比作为建筑和消费品的价值更重要。所以在这个时候扩张房地产，估值提高或者房价上升，实际上是帮助中国增加债务端。房地产越发展越扩张，能够带动就业的就越多。

我们的债务端应该扩张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没人干活了。大概在2014年、2015年前后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出现了一度找不到工人的现象，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观察者网注）。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提高劳动力总量。

如果这个时候无法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只能向美国那样把制造业外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现在为什么制造业回不去？就算是中国把生产线“送”给它也做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劳动力，美国只是特别能创造货币，你说制造业怎么回得去？美国要是和中国脱钩，就会损失一大批劳动力，必须在全世界其它地方找到替代。

所以，我的结论是，还是要看我们的宏观政策，到底是债务端约束还是资产端约束。如果是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时候，无论怎么扩张债务端都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膨胀了花钱就行，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李世默：不管按照哪种算法，我们的人均GDP比美国还低很多，我们供给侧的生产率有巨大的提升潜力。那么窍门到底在哪？肯定是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得提升，仅仅提升一方面肯定不行。

彭文生：经济学界有两派争议，即人均收入到底是一个收敛还是持续分化的趋势？历史上这两方面的案例都有。当初欧洲开启工业革命，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这在经济史上被称为第一次大分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经济体比如日本，还有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四小龙”，包括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发展，和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缩小，这个阶段被称为大收敛。

现在有人担心出现第二次大分流。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过去几十年来的科技和产业创新成果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对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些领域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

这就涉及您刚才提到的问题，现在的趋势到底是收敛还是分化？一个关键因素是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或者说TFP的增长究竟来自于什么？按照内生增长模型，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规模。一个经济体有足够大的规模，在供给侧就有足够多的人力资本、生产性资本和知识资本，在需求侧有庞大的市场，有市场就有创新，带来的盈利空间就大，就有更多的动力去促进创新。

所以美国为什么在创新领域全球领先？有人说是它的市场机制，但其实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供需两侧发挥的作用也不同

鲁政委：我觉得世默总既提出了问题，也给出了答案。比如您刚才讲的供需协调。经济学理论上有一个说法，供给的改进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长期增长，而需求是短期的。但现实并不是这样。

我举个例子，同样是科技进步，比如军事上发明了原子弹，传统的做法是为了维持军事领先就应该让技术保密，不让它扩散到民用领域。这个时候，这种非常先进的技术本身对TFP与生产力提升没有什么贡献。可是，如果你有非常成熟的军用技术民用化的转化流程，就会带来很高的TFP增长。因为民用化带来了需求，但如果你只是简单地发明了一项技术，并不会自动带来需求。

张燕生：其实美国人除了二战时期搞这种战时大型科研项目外，它的科研也搭了欧洲的便车，是个追随者。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和拉什·D·霍尔特（Rush D. Holt）出版的《科学：无尽的前沿》这本书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提醒美国政府，科学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到了1957年，美国突然发现在和苏联的科学技术竞争中，苏联人赢得了卫星上天这个回合。于是1958年，美国意识到要在科学技术能力的竞争中取胜，必须要依靠政府，也就是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能源部、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等。在科研从0到1的过程中，是不能依靠市场的，因为市场看的是股东权益、要挣钱。

到了1980年，美国突然发现，联邦政府在科研领域从0到1的投资，大部分成果都被束之高阁，没有转化。因此才有了1980年的《拜杜法案》，在很短的时间内让美国的科研成果转化率提高了10多倍。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不仅仅是需求侧和供给侧不同步，市场和政府也会不同步，要看解决的问题处在什么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