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陈寅恪主张对日“屈服” ，民先队员则上太行山

近二十年来，曾在清华与西南联大任教的陈寅恪被舆论捧上了神坛，《无问西东》也在追随这一时髦。一提起陈寅恪，他的拥趸们就爱讲他出身显赫，祖父为晚清维新重臣、湖南巡抚陈宝箴，他则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而从来不具体列举一下这位“大师”的历史研究到底有哪些地方高人一等了。

这位神一样的后无来者的“大师”对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现实问题，对抗战又有什么高见呢？七七事变后，陈寅恪便说：“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吴宓日记》）

一年后在西南联大文学院暂驻云南蒙自时他又赋诗《南湖即景》，称“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断恐待来生”，即抗战胜利重返北平是不可能的，除非到来生。眼光如此短浅，持论如此悲观、无力，这比汪精卫又高明多少呢？别人在与日寇奋战，他在后方散布失败与绝望情绪，这值得被膜拜尊崇被大书特书吗？

我丝毫没有苛责陈寅恪的意思，因为在他那个年代，他这种观点很普遍，与他观点相同的精英知识分子如过江之鲫，他们在亿万中国人民面前自感高人一等，在外敌面前又低声下气充满畏惧。

与陈寅恪同在联大文学院的闻一多曾称：“在蒙自，吃饭对于我是一件大苦事……同桌是一群著名的败北主义者，每到吃饭时必大发其败北主义的理论，指着报纸得意洋洋说：‘我说了要败，你看罢！现在怎么样？’他们人多势众，和他们辩论是无用的。这样，每次吃饭对于我简直是活受罪。”（闻一多：《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不知道这群败北主义者里面有没有陈寅恪。

陈寅恪

好在清华还有与陈寅恪们不一样的传统存在，否则抗战何谈开始、何谈胜利，只会一直不抵抗下去。相比于畏寇如虎、既对自己没有信心又看不起人民大众的民国精英与“大师”们，清华的那些既满腔热血又脚踏实地、既勇敢无畏又善于战斗、既好学上进又不高高在上的学生们，无疑更值得我们钦佩、感激。

一二九时，他们振臂一呼开辟了反对内战与不抵抗的新的舆论形势；一二九之后，他们立即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冒着北中国的严寒，走出校园，深入田间街巷，向人民宣传全民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们告别母校奔赴各个敌后战场，与人民一起出生入死，直至争得最后的胜利。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前夕，清华大学共有学生708人，其中民先队成员就有183人。当陈寅恪这些联大的“大师”们呆在大后方说丧气话的时候，黄诚、纪毓秀、凌则之、杨学诚、黄敬、李昌、白乙化、邓力群、康世恩这些青年学子们却在江南、在冀中平原、在太行山上、在燕山脚下、在白山黑水与日寇奋战。回首历史，高下立判。

抗战以来的中国历史，甚至说五四以来的中国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大批贵族子弟或世族大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放下身段、抛弃偏见，把自己看作普通的中国人民的一份子，与亿万下层大众同舟共济、携手奋斗、绝地求生的历史，就是少数的“高富帅”跟无数的“矬穷丑”打成一片抱成一团的历史，就是赵太爷钱太爷举人老爷家的少爷小姐脱下洋装长袍换上粗布军装与阿Q小D闰土祥林嫂们一起钻进芦苇荡青纱帐里打游击，从而一举扭转近代一百年屈辱挨打的局面、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历史。

《无问西东》却企图借“沈光耀”“少爷”的故事来恢复那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贵族精英精神。坦率地说，即便按照所谓的精英标准，“沈光耀”的那个“三代五将”的出身，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能跟黄敬、姚克广他们的家世相比吗？从张甲洲、冯仲云、胡乔木、陈其五、李昌、陆璀这些清华学生，到郭明秋、黄华、邓力群等非清华的一二九活跃分子，当年这些主动自愿跟农民打成一片来抗击日寇的，有几个不是豪门大户出来的呢？一二九活跃分子中，我所知道的出身寒门的可能仅有宋黎、韩天石等少数人。

在西南联大领导1945年一二一运动的袁永熙，据说祖上自明朝就一直做官，他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也毕业于联大。他们的出身比什么“三代五将”低贱吗？

《无问西东》借林徽因女士来宣扬精英精神（林女士是否像他们宣传的那样暂且不论），在此我讲述一位与林徽因有亲戚关系的清华女性的故事，她叫陈舜瑶，至今还健在，她的祖母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烈士林觉民（《与妻书》的作者）的姐姐，也就是林徽因的姑姑（或堂姑）。她于1936年考入清华土木系，1938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延安。她的姐姐陈舜英、陈舜玉分别是北平大学和福建政法学院的大学生，抗战爆发后她俩也都到太行山上打游击去了。

袁永熙与陈琏

谁也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谁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可是，若以自己的出身与门第来炫耀于人，鼓吹血统论，那就是缺乏对历史的准确认知了。

五、中国普通老百姓就只能是愚民、暴民、窝囊废吗？

很奇怪，近代中国拥有四五亿人口，可是，历次对外战争中却丝毫见不到有什么明显的兵力优势，全部惨败于西洋或东洋侵略者。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政府与统治阶级同广大人民隔着巨大的鸿沟，根本没有动员能力，让巨大的人力资源形同虚设，即使偶尔想投机取巧利用一下“民心”“民气”，也以失败告终。

直到抗战爆发后，中国、尤其是在敌后根据地，才真正实现了最广泛的基层动员。在类似于清华的凌则之、黄诚、纪毓秀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任常伦、于华虎、马应元、刘黑仔、节振国、马立讯、王二小、安顺花、戎冠秀们打破鸿沟融为一体后，中国人民才变得不可战胜起来，才击败了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不是靠什么“出类拔萃”的精英世家子弟，而是靠亿万下层大众、靠全民抗战取得的，也正是因此，中国的人民大众才获得了尊严。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歌词后面，反映出几千年来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人民所从未有过的精神状态，那就是他们终于凭借自己的付出与鲜血而拥有了自豪感。

后来，主要由这些已经拥有自豪感的下层人民子弟组成的中国空军在1950年代面对美国空军时的表现，比“三代五将”的“沈光耀”们、比“飞行员主要来自上流社会”（陈纳德语）的国军空军当年面对日军时的表现，要优异得多。

《无问西东》在大力美化富豪、上等人、世族大家、在提倡精英精神的同时，对下等人、普通人、平民百姓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不得不说，片中表现出了太多的鄙视、矮化（甚至丑化）。

片中所出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下层中国人民，全都是一副卑贱的相貌气质：抗战时期云南某村村民（他们是编导所欣赏的），是一群由断了双腿的洋神父所牧的“祥和”的“羔羊”，每天眼巴巴地等着沈光耀从天而降的施舍（影片里的云南穷孩子正是靠了美国人施舍的奶粉、面包，才活了下来并上了清华大学。尤其在中国借钱给美国、中国持有亿万美国国债、美国大力邀请中国到美国去投资的今天，还依旧沉溺于不仰仗美国的嗟来之食中国人就活不成的神话，真是难以理喻）；

60年代初期的北京男女工人，虽然不像上述云南村民那样可怜了，却又换成了可恶、可憎，呈现出另外一副极端的面孔——蛮横残暴，是一群险些将年轻的女知识分子王敏佳活活打死的恶棍、凶徒、混账（至于在1962年是否能随便打死人并不用承担责任另论）；

到了当代，那家进城打工的农民生了四胞胎却不能自己养活，成为富豪展示自己善心的道具。

要么是一群逆来顺受苦中扮乐的愚民，要么是一群凶神恶煞般的暴民，要么是一群坐等富豪救济的窝囊废，这就是《无问西东》有意无意塑造出来的普通中国人民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