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九运动——近代清华最闪光的时刻

张甲洲以及冯仲云、于天放、胡乔木等人所代表的这一清华传统，并非是昙花一现，在他们离校之后，这一脉继续顽强地生根繁衍，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砰然发力振臂高呼，一举扭转了中国的走势。《无问西东》的片面性就在于对清华的一二九传统只字不提。

一二·九运动，大致是几位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包括组织部长彭涛、宣传部长周小舟、书记谷景生）与少数在校学生党员具体策划、发起的（笔者非一二九运动的专家，文中若有疏漏差错，欢迎批评指正），其行动逻辑与次序大致如下：

先组织各学校的“黄河水灾赈济会”赈济灾民，在赈济会的基础上再成立“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学生联合会出面倡议各学校采取行动。联合会的核心成员是党团员或外围积极分子，像主席是女一中的团员郭明秋，秘书长清华化学系的姚克广即姚依林是刚入党的党员，此外还有总交通镜湖中学的孙敬文、总纠察东北大学的邹鲁风、总交际燕京大学的黄华大概都也都是团员。联合会决定12月9日各学校上街请愿游行，并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定为运动的口号，以便于团结更多的人。中共党员虽然人数很少，但是由于掌握了学生联合会，从而将运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

清华大学在12月9日这一天出尽了风头。由清华学生党员蒋南翔执笔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中的“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呼喊，传遍全国；燕京、清华的学生游行队伍们被阻于西直门外（城内参与的是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中国大学、师大、辅仁以及北大等校的学生）时，清华社会学系女生陆璀登高向民众慷慨陈词的形象借助报纸广为人知。

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同胞书

蒋南翔

五四运动时，从教师领袖陈独秀到学生领袖罗家伦、许德珩、张国焘等，北大独领风骚，一二九运动时，终于轮到清华显山露水了。12月14日，北大教授、当年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就说：五四运动看北大、一二九运动看清华。

当然，北大一向是不愿甘居人后的，12月9日之后，正在北大数学系就读的中共党员黄敬与彭涛、姚克广、郭明秋等人决定，趁热打铁，于12月16日再发动一场游行。12月16日的游行，北大等学校也积极加入进来，规模比一周前更大了。在南城天桥，黄敬在东北大学学生宋黎等人的簇拥下跳上电车对民众演讲的镜头，成为一二九运动留给后人最有代表性的记忆之一。

一二九之前，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二九则让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响遍全国，为历史的转折提供了舆论和民意基础，没有一二九就没有西安事变，也就没有全面抗战。一二九运动，就是清华大学在近代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

《无问西东》中，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出镜不少，他与一二九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12月8日晚上接到学联次日游行的通知后，清华学生救国会（即学生会）立即召集学生在大礼堂开会通过了参加的决定。半夜十二时左右，得知消息的梅贻琦叫人敲钟，召集全体师生员工都到大礼堂紧急集会。梅校长声泪俱下，劝阻学生们明天不要去游行，说若上街一定会与军警及日本兵冲突，是要流血的；说青年是国家的财富，爱国我很同情，但爱国也要爱校，这样闹下去学校可能被迫停办，清华传统就要中断了。

《无问西东》中的梅贻琦

梅校长言毕，救国会即学生会主席、哲学系学生陈其五（刘毓珩）立即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说梅校长是出自好意，但爱校首先要爱国，国之不存，也就没有学校了；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爱国青年不怕断头流血。陈其五的讲话，得到同学们的鼓掌支持。梅校长的劝阻失败了，几个小时以后，清华、燕京两校同学千余人就步行进城，拉开了一二九运动的大幕。（参阅陈其五：《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些情况》）

坦率地说，论起对中华民族的贡献，陈其五、蒋南翔、陆璀、姚克广等广大清华学生大概要比陈寅恪等“大师”们大得多，他们思想敏锐而又勇于担当，凭借自己的主动出击而有力地干预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很奇怪，清华的这一重要历史贡献、清华的这一重要传统在《无问西东》中竟然没有得到任何展现。既然崇尚“无问西东”，那就应该既讲西也讲东，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清华丰富的历史与多样的传统展现出来，可是，落到实处的却是选择性地厚此薄彼、扬此抑彼，一面过分地突出乃至拔高某一传统，一面又对另一传统视若无物。标榜“无问西东”，变成了“只问西不问东”、“只褒西不言东”。

《无问西东》用大量的篇幅渲染泰戈尔访问清华以及陪侍泰戈尔左右的几位人士的逸事，但是，对一二九运动却不置一词，不得不说，这是对清华历史、对清华学子的极大的不公平。像梅贻琦校长与广大清华学生在凌晨时候的那场交涉与冲突，无论从其实际历史意义还是从生动的故事性来看，都要比泰戈尔那些空洞的不知所云的玄谈清论更值得拍成电影。

泰戈尔访问清华

一二九游行后没几天，1935年12月25日，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钱伟长与凌则之（1940年百团大战中牺牲）等二十几位同学（含一位女生吴瀚）组建了南下自行车抗日宣传队，顶风冒雪，穿越大道阡陌，深入乡村市镇，宣传全民抗日，一直骑行到南京。紧跟着，以千百计的平津学生也都走出校园宣传抗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运动。在我看来，无论实际意义还是美学意义，钱伟长他们的实践都要远胜于影片中“吴岭澜在日机轰炸下讲读泰戈尔”的虚构故事。

“沈光耀”、沈崇诲能因为国捐躯而在今天被我们铭记，其实也要感谢一二九运动。没有一二九运动，就没有全国舆论的转变，西安事变就不会发生，也就没有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也就是说，若没有一二九运动，国民政府面对日寇的侵略与蚕食，将一如既往地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窝窝囊囊地不抵抗下去，沈崇诲将报国无门，连上战场为国牺牲的机会都没有，除非他跑到关外去找他的清华校友张甲洲、于天放、冯仲云。只谈“沈光耀”不谈一二九，这不光不公平，也抹杀、掩盖了历史的因果连续性。

抗战爆发后，清华南迁，在长沙与北大、南开组成了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旋即又迁至昆明。《无问西东》中“沈光耀”故事的开始，就是1938年初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长沙赶赴昆明的场景。现在还健在的宋平，是1935年考入清华化学系的，他也在那时离开了长沙，不过他没有随校前往昆明，而是辗转去了延安。

在抗战中坚持办学的西南联大，里面既有“败北主义者”聚在一起鼓吹“屈服”（见后面详述），也有像李政道、黄昆这样的寒门子弟与杨振宁这样的书香世家子弟，跟随吴大猷教授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探索，也有一二九精神的薪火相传。

抗战结束后，联大的表现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当时，国民政府无视民意、欲撕毁双十协定重新发动内战，联大学子们率先站出来，无惧特务的手榴弹、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来阻止内战爆发。1945年昆明一二一运动以及联大学子们为此付出的牺牲，也是不该被我们所遗忘的。从一二九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喊，到一二一运动阻止内战重新爆发，这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传统，这是清华、是西南联大对中华民族的始终未曾中断过的奉献。

很遗憾，影片也丝毫没有谈及西南联大的这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