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

[2]毛泽东执政共计27年，三线建设从1964年开始延续至1980年，虽然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三线建设仍然占据毛泽东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时期的12年，或者占据了毛泽东担任中国主要领导人时期的44%。

[3]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China Quarterly， Vol. 115 (1988)， pp. 351—86;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3-182.

[4]Yang Dali， “Pattern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Quarterly， Vol. 122 (1990)， pp. 230-257;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45-159; Chris Bramall， In Praise of Maoist Economic Planning： Living Standar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ichuan since 193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5]笔者的研究认为，尽管三线铁路建设存在巨大浪费，然而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三线铁路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它显著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Covell Meyskens， “Mao’s Backwater War Machine： The Cold War， Industrial Modernity，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Third Front， 1964—199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5。

[6]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2000年，第1—2、6—7页。

[7]Jack Snyder， The Ideology of the Offensive： Militar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Disasters of 1914，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8]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77.

[9]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1-36; Carl Riskin，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The Quest for Development since 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pp. 185-190.

[10]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简史》，1986年，第138—171、197—198页。

[11]Lewis H. Siegelbaum， Stakhanov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SSR， 1935-194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Martin K.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12]杰米·蒙森(Jamie Monson)发现在由中国铁路工人建设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参见Jamie Monson，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Barry Naughton，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Chinese Interior”; Barry Naughton， “Industrial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ilitary Preparations，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Leap Forward，” in William A. Joseph， Christine Wong， and David Zweig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4]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4.

[15]Lennart Sam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Tukhachevskii and Military-Economic Planning， 1925-1941，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16]李际祥等(主编)：《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页。

[17]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1页。

[18]表1中的阳安铁路，虽然并没有跨省，但其同“襄渝铁路”联结后就实现了“陕川鄂”的铁路互联，青藏铁路未建成;实际上，当时还开建了西北三线地区西安至山西侯马的“侯西铁路”，陕西段建成了，侯马段只建成一部分。——译者注

[19]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1页;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3， No. 4 (2005)，pp. 840-877。早在“大跃进”中，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建设成昆线(成都至昆明)、川黔线(四川至贵州[重庆至贵阳——译者注])、贵昆线(贵阳至昆明)、襄渝线(襄樊至重庆)。

[20]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第6—7页。

[21]《国家计委关于同意北京地下铁道全线开始施工的函》，第一铁道领导小组的通知、会议纪要、简报等文件(1965年)，北京市档案馆藏，002-017-00198。“北京至柳州铁路”实为“京原线—太焦线—焦枝线—枝柳线”的统称，并非由京广线至柳州。——译者注

[22]张国宝：《苏联援建、三线建设及大规模技术引进》，载《中国经济周刊》2014年第27期。该文论及“为了减少战争损失，中国共产党内迁了380个工业项目，超过了国民党在二战时期的内迁规模”。三线建设内迁项目中，仅中央实施的项目就达520个。——译者注

[23]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2—275页。这些是川黔线、贵昆线、成昆线。

[24]另外两条铁路是湘黔线和襄渝线。

[25]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14—126、152—161、174—181、251—254页。

[26]张学亮(编)：《劈山造路：湘黔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12页。

[27]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2—275页;张学亮(编)：《西南干线：襄渝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第1、14页。

[28]中共攀枝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文献资料选编》，第504—505页;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55—257、259—261、265—269、270—279、292—294、297—298、300—302、305—301、308—311、313—315、323—326、328—329页。中国的油气矿藏主要位于四川、贵州、陕西、河南、山西、甘肃和湖北。中国共产党在新建的铁路线附近建设了一系列三线项目，如攀枝花钢铁厂、水城钢铁厂和东风汽车厂。

[29]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简史》，第49—104页;顾修、李成：《回眸》，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86—100页;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编)：《抗美援朝战争铁路抢修抢运史》，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年版。

[30]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71页。

[31]煤炭工业史稿编研组(编)：《中国煤炭工业二十八年史稿(1949—1976)》，2001年，第276—286、305—325页。

[32]张学亮(编)：《劈山造路：湘黔铁路设计施工与建成通车》，第276—286、305—325页。

[33]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664—668、709—710、731—737、740—763页。

[34]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355—357、740—763、773—779、784—787、803—804、820—826、836—839页。

[35]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859—860、864—865、873—878、887—890、893—896页。

[36]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585—596、599—600、604—615、664—668、709—710、731—737、740—763、846—847、852—555页。

[37]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709—710、731—737页;笔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38]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773—779、784—787、803—804、820—826、836—839页。

[39]中国铁道部：《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铁道部：《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1981年版。

[40]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Revolution， pp. 31-36.

[41]铁路建设者中几乎没有女人。参见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6—62、401—405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2004年，第173—178、293—294页。作者此表述略有不妥之处，因为在三线铁路建设者中，男性虽然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在各条三线铁路的建设过程中，仍然有一部分女性参加，包括未婚、已婚、未成年、成年等女性。相关资料可参见：第一，倪同正(主编)：《三线风云：中国三线建设文选》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等;第二，译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末的生活、读书、工作的10余年中，曾经多次听到了原三线建设者的讲述;第三，在“百度”上搜索“三线建设、铁路、女民兵、女学生、妇女”等关键词，即可发现大量女性参与三线铁路建设的具体资料。——译者注

[42]民兵虽然是军事人员，但其不受国防部指挥。

[43]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1年、2012年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44]Elizabeth J. Perry， Patrolling the Revolution： Worker Militias， Citizenship，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pp. 185-190.

[4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199—221页。

[46]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47]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1977.

[48]《程子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07—451页;屈德骞、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472—511页;顾修、李成：《回眸》，第107—138、172—194页。

[49]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50]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指挥部：《襄渝铁路施工总结》，1981年;交通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施工处(编)：《湘黔铁路施工技术经验汇编》，1974年;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革命委员会：《成昆铁路北段施工技术总结》，1975年;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编)：《太焦铁路施工技术总结汇编》，1977年。

[51]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52]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664—668、709—710、731—737、740—763页。

[53]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编)：《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指挥部：《襄渝铁路施工总结》，第23—27页;交通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施工处(编)：《湘黔铁路施工技术经验汇编》，第1—4页;铁道部第二工程局革命委员会(编)：《成昆铁路北段施工技术总结》，第1—5、151—153、277—281页;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编)：《太焦铁路施工技术总结汇编》，第122—166页。

[54]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第222—234页。

[55]《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

[56]屈德骞、郑珠滨：《一代将星孔庆德》;《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

[57]另外两条跨省铁路：北京至柳州、川黔铁路也有这种问题。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60—72、81—88页;铁道部第三工程局(编)：《太焦铁路施工技术总结汇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一指挥部：《襄渝铁路施工总结》;交通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施工处(编)：《湘黔铁路施工技术汇编》。

[58]《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地区支援办公室：《江津民兵师关于修建襄渝铁路的通知、报告、总结》(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16。

[59]《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6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笔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1]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6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杨宗茂：《青春记忆：一个三线学兵的日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25—30页;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63]《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杨宗茂：《青春记忆：一个三线学兵的日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

[64]笔者的采访资料并没有述及谈判进程，它们只表明了结果。

[65]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1年11月、2012年3月在攀枝花、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6]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1年11月在攀枝花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7]地区支援办公室：《江津民兵师关于修建襄渝铁路的通知、报告、总结》(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16;《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68]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办公室：陕西省地情库—方志资料库， http://sd.infobase.gov.cn/ftr/ftr.htm?seachword=%u4E09%u7EBF&K=0&run=11&list=1&page=20，2014年1月7日访问。

[69]Wei Li and Dennis Tao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70]那些花费大量时间奔波于各地的卡车司机似乎是一个例外。参见王亚平：《彩云之路》，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71]地区支援办公室：《江津民兵师关于修建襄渝铁路的通知、报告、总结》(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16;《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6页。

[72]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

[73]《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74]《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

[75]《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8、284—298页;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552—556页。

[76]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22—34、42—45、60—77、81—97、101—105、165—180页。

[77]赔偿金额根据家庭规模而异。固定工得到的赔偿金额比临时工明显多一些，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四川省重庆市民政局：《8711部队关于发放修建襄渝铁路西段民兵营因公致残伤亡抚恤费的通知、花名册》(1973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075-03-0254;《襄渝铁路西段江津民兵团贫困抚恤材料》(1972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075-03-0266。

[78]《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79]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80]《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1—53期(1969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2;《焦枝铁路会战湖北省指挥部情况简报》第54—120期(1970年)，湖北省档案馆藏，SZ139-4-33;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支援办公室电报、请示报告、慰问襄渝铁路民兵的报告、慰问信》(1970年)，重庆市档案馆藏，1216-28-0003。

[81]湖北省枝柳、鸦官铁路会战指挥部政工组(汇编)：《政工简报》1971年第1—31期;铁道部基建总局(编)：《1963—1980铁路修建史料》第3集第1册，第51—55、626—629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第203—213、226—248页;笔者于2012年3月在西安对原三线铁路建设工人的采访资料。

[8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充市委员会(编)：《襄渝铁路大会战：南充民兵师纪实》;邵阳市政协文教卫体文史学习委员会(编)：《铁建丰碑(邵阳文史特辑)》;王亚平：《彩云之路》;杨忠茂：《青春记忆：一个三线学兵的日记》。

[83]三线学兵连网站，http://www.sxxbl.com，2015年2月22日访问。

（原文刊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