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平台企业的制度演进

综上可见，将数据产权界定给平台企业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但大数据却是全民创造的，平台企业作为数据价值的发现者虽拥有数据，却并不意味着这些数据给平台企业带来的价值也应当归平台企业的私人所有者所有。平台企业所拥有的超高市场估值，其核心来源就是全民创造的大数据资源的价值。具体到蚂蚁集团，那些在事后被曝光的投资者，是否是平台企业巨大价值的合法所有者？这由于涉及到巨大的财富分配，因此也将决定数字社会是否会产生巨大的贫富分化。

与土地资源开发采用的国有化制度设计相反，中国针对矿产，特别是煤炭资源的开发走了另外一条完全相反的私有化道路。其结果就是暴发了一堆正巧“家里有矿”的原住民。在煤矿私有化中暴富的人，几乎没有人将自己获取的财富再反馈给社会。通过互联网平台企业上市致富的那些股东们，和地下正好有矿的原住民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他们卖的不是矿产，而是公众的另一种财富——大数据。正是由于大数据往往是互联网公司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所以就被想当然地当作公司财富的一部分计入了该上市公司的市值。

严格上讲，“大数据”是平台公司与大众在交易“数据”时共同创造的。这一资源的初始产权既可以界定给平台公司，也可以界定给大众，或者由双方共享。那么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都将“大数据”的产权武断地界定给了平台公司了呢？

提出这个问题，要回答它，就必须触及到一个目前已经被学界反复妖魔化进而几乎成为禁忌的话题——公有制。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破除具有“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目前还是实行公有制，根本就不会有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这些伟大的平台企业。而国外那些具有平台性质的互联网公司，也无一例外，都是由私人创造的。如果一切从新开始，像中国移动这样的国有公司能创造出阿里巴巴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虽然平台企业是由私人创造的，并不一定意味着同时必须由私人拥有。一旦从公司发展为平台公司，也就开始了从私有公司逐渐向公有公司（public company）演化的进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公司——政府。政府的诞生源于财产私有后，为所有人提供财产安全的需求——居民只要给政府交税，就无需自己去供养一支军队。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使附着于平台的普通企业可以轻资产。政府从创立伊始就是垄断的，它控制的纳税范围越大，提供安全保护的成本就可以被更多的被保护者分摊，公共产品的成本就越低，这就是规模效益。

历史上，政府这类平台企业，最早都是私人创造和运营的，都是归国王个人所有的。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增加，政府就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平台——从公司变成平台公司。所以大家看到在现代国家体制中，纯粹由私人拥有的政府已经非常少见了，哪怕是采用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其国王也都是虚设的，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议会代表全民来拥有的。政府的领导人不论在任时权力多大，到离任时也不能把任期内政府创造的财富带回家。

平台企业被私人创造出来后，其公共的属性，决定了它也一定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这是其内在逻辑决定的，否则就一定会导致贫富分化，结果就是朝代更替，而如果政权不稳定，远期的信用就很难被贴现，资本就会短缺。互联网平台在一开始发展的最原始阶段，私人“跑马圈地”是正常现象，就像最初连政府都是私人的一样。但是历史的大趋势显示，一旦一个互联网公司平台化，就会逐渐被公众化。政府平台化后的制度演进方向，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基于数据的平台公司未来的演进方向。

六、平台企业公众化

所谓的公众化，不是简单地没收互联网公司，然后宣布将其国有化。关键是要将平台公司使用公共资源创造的价值“萃取”出来返还给公众。在实践中，有很多制度路径和产权组合，可以在不影响平台企业运作的前提下，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应当通过反垄断政策，将互联网公司的平台部门和应用部门（如淘宝和天猫、京东和京东自营）分开。这有点像政府从非公共产品领域退出一样，将两类国有企业分开，确保普通的国有企业不能依托政府平台，获得额外的竞争优势，在非平台业务上，要“国退民进”确保市场的更公平竞争。

而就那些数据资源创造和使用无法拆分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而言，可以退而求其次，对数据使用收税，然后把税收返还给公众。长期以来，像谷歌这样的年利润超过1600亿美元的公司，其非美利润一直在享受个位数的有效税率，仅约为其海外市场平均税率的四分之一。例如，市值接近7900亿美元（一度曾突破过万亿）、2018年净利润高达112亿美元的亚马逊，不仅未缴纳任何联邦税，反而获得了1.29亿美元的退税。这显然是非常不合理的。对比之下，阿里巴巴2018年的缴税总额达到了516亿元人民币。

针对这一问题，各国开始研究对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税。从2020年4月开始英国带头对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企业征收2%的数字税。其实，税收的本质就是政府这个平台企业强制性参与依附与之上的普通企业的分红，然后利用这笔收入去提供公共服务，从而令使用各种数字资源的平台公司体现公众利益。

更加有效的做法，是政府通过PPP代表公众参与互联网公司的投资，代表公众持有数据资源部分的公共利益。现在一提到PPP，很多人就以为是单方面的“国退民进”。事实上，PPP正确的作法是政府在退出非平台领域的同时，在平台领域“国进民退”。所谓“国进民退”不一定是政府亲自“下场”做平台，而是在平台企业初创时入股，去做风投，扮演类似当初淘宝创立时孙正义那样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