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互联网平台的价值之源

回到前面的问题，蚂蚁集团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估值？这一点可以从“蚂蚁金服”改名“蚂蚁科技集团”这一举动中看出端倪——蚂蚁集团的高估值不是因为“金融”，而是因为“科技”，它上市要卖的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数据。

资源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权益，按照这一概念，数据是由现代经济活动创造的一种全新的资源。数据就像是无线通讯时代的无线电频谱，无线电是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的，由于麦克斯韦和马可尼等科学家发现了无线电的用途，使得无线电频谱突然变得非常有价值。这与由于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从而使得煤炭的价值倍增是一个道理。想像一下，如果马可尼的公司拥有了无线电频谱的所有权，瓦特的公司拥有了煤炭的所有权，这些企业的市值会有多高？互联网平台公司的高估值也是同样的道理，都因为它们在把一种公共资源——数据据为己有。

也许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所有个人在无偿使用互联网提供的服务时，通常会签署一个协议，向互联网公司让渡了数据的使用权。在数据平台公司看而言，数据是一种基础的生产要素。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渠道积累和使用数据，这与传统企业积累资本、人才等要素并投入生产一样，是正常商业竞争的一部分。

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对数据公司和数据平台公司的差异加以区分。前者使用的是“数据”，后者使用的是“大数据”；“数据”在被单独使用时，往往没有多少价值，因此其所有者通常会在单独一对一交易时，无偿让渡“数据”的所有权；而一旦海量的“数据”被平台公司汇聚成“大数据”时，量的积累会导致质的变化，此时的“数据”就会变成一种价值无比巨大的另外一种资源。

包括蚂蚁科技在内的互联网公司的能有如此高的估值，乃是因为市场将中国庞大的用户群体所创造的海量数据价值一并计算在了这些公司的资产之中。没有这些海量用户，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何互联网公司的市场估值往往与其业绩无关，而与其用户数量高度相关的特殊现象。

2011年以后，腾讯的营业额增速和利润开始跌落，此前是60%-80%的增长，之后的相关数据基本是在50%以下，且利润增速掉落到20%-30%之间。但腾讯的市盈率却从原来的23倍上浮到其后的47倍。为何企业的营业额和利润下降，但其市场估值却反而增加了呢？针对这一现象，本文所能给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是腾讯用户数量的增加导致了其数据财富的增加。

不仅是腾讯，其他的互联网公司也都具有类似的特征，即低利润、低分红、低纳税，但却高估值。典型的就是亚马逊，2020年12月亚马逊的市盈率高达89.98！如果此次蚂蚁集团上市，按照68.8元/股的发行价格，对应的动态市盈率也高达96.48倍。这些都说明互联网公司上市买的不是其创造的价值，而是其使用的资源——大数据。

现在我们还应该可以明白，谷歌、推特和脸书之类的互联网企业不在中国市场内，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的非政治意义是什么了。即使这些公司在中国不赚一分钱，中国的数据财富也会反映在他们的股价上，从而帮助这些企业从资本市场获取巨额财富！

没有这些海量用户，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 图：视觉中国

四、初始资源的权属

明白了互联网平台公司价值的来源，那么接下来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发明了无线电的公司应该自动拥有其所使用的无线电频谱吗？在互联网平台上产生的大数据究竟是应当属于个人，还是平台，抑或是社会？

在现实中，资源的初始产权往往历史上由不同的制度武断给定，既有私有，也有公有。所有的平台企业发展起来之后也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平台产生的资源的最初始的产权应该界定给谁？实践表明，不同的资源初始产权界定会使资源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大不相同，由此产生的经济绩效也大相径庭。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平台的创立和运行成本。

关于资源初始产权的界定，一个可以用来参照的例子就是土地。对于城市政府这一提供重资产的平台企业而言，土地是其最主要的初始资源，而有没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土地的价值完全不同。不同的国家，土地制度存在差异，历史和实践表明，那些将土地界定给私人的原住民国家，无不面临着土地征用的巨大成本。可以说，初始土地的获取成本，决定了一个经济能否跨越城市化的初始门槛。

这一点可以从欧洲及其殖民地国家不同的发展绩效中可以得到印证。老牌的欧洲国家虽然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原住民国家，但由于可以通过殖民、贸易和战争从外部获得初始资本来赎买城市化所需的土地，所以成功地跨越了启动城市化的资本门槛；而像印度这样的没有实行过“土改”的原住民国家，土地私有导致城市政府很难获得足够的土地，城市化发育不足又导致想要工业化的企业必须自己重资产，这类国家在摆脱宗主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后，无一跨入发达国家门槛；而那些直接公有化土地的非原住民殖民地，比如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香港，都成为了发达经济体。

中国的城市化很大程度得益于1982年宪法将城市土地的初始产权界定给了城市这一平台的提供者——地方政府。正是因为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中国才得以参考香港的土地制度开启了中国城市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也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少数能完成城市化的原住民国家。对比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就可以发现，如果土地的初始产权是界定给原住民的，那么城市政府开发这块土地带来的各种好处，原住民就都有权力分享，如果达不到分享诉求，原住民就可以拒绝转让土地。但在中国，由于土地的初始产权一开始就已经明确界定给了地方政府，那么政府在征用土地的时候，只需要赔偿使用者原本的农业价值，今后土地的升值全归政府。正是这一制度，使得土地金融在中国成为可能。

通过对四十年经济发展成就的对比可以发现，实行初始土地私有制的印度与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中国，在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显著地拉开了距离。尽管有很多人批评说，中国的农民在政府征地时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但因为城市平台服务效率的提高，城市居民（大多就是原来的农民）经济活动的效率也随之显著提升，这其实是另外的一种间接和隐性补偿。从中印两国由土地初始产权界定导致的经济增长绩效差异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平台所需资源的初始产权应当界定给平台的提供者而不是原始的所有者。从土地推演到数据，其产权应当界定给提供平台的互联网公司而不是私人。任何以私人隐私为理由的数据私有制，最终都会制约平台的创立和运营，并最终危害“企业群落”的整体竞争力。

印度的初始土地私有制，给城市建设带来巨大阻力 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