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产业发展需要人，做大做强国内市场也需要人。因此，近年来中国新生儿人数持续下降的消息在舆论场上频频引发焦虑。您觉得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未富先老”、“青壮年劳动力萎缩”会成为中国崛起之路上的阴影吗？

郁建兴：在改革开放前30年里，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但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在“十三五”时期逐步消失，人口红利正在转向人口负债。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根据“少子化”标准，中国0—14岁人口所占比例从1964年的40.7%、2000年的20%，逐步下降到了目前的14%左右，已经属于最严重的“超少子化”。

据联合国预测数据，在2015—2055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老龄化率）将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世界平均为1.53%/年。大约在2035年前后，中国的老龄化率就会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可见，中国“未富先老”“青壮年劳动力萎缩”等特征将长期保持。针对这一事实，我国应基于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理念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持更加积极和发展的理念去看待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在于，公共政策能否充分发力，从“人口红利”转换为“人才红利”乃至“创新红利”。

在短期内，我们需要加快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争取人口红利消失的“窗口期”。人口红利消失会直接影响我国当下的经济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下降会导致生产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供给硬约束等诸多问题，消费下降则会制约国内大循环形成，出生率下降将进一步带来社会保障压力等。但是，人口红利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它是一个持续过程，这就为寻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窗口期。在窗口期内，我们可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人口红利消失的负面影响。一是激活潜在劳动力人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决定了在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有大量隐性失业的剩余劳动力。当前，我们需要充分激活这些隐性失业的劳动力，从而延缓劳动力减少的速度。

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各级政府可以通过保险、医疗、教育等方式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

三是采取多种举措降低劳动力供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如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劳动力市场供需对接平台，降低劳动力供需两侧对接的交易成本等。

四是推动“积极老龄化”事业，探索实施“银发计划”。据统计，相比1990年，2015年60岁及以上老年在业人口增加3188.5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在业人口增加1395.4万人，涨幅115%。可见，从供给侧效应看，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老年人也可以成为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创新主体的作用。《中国老年网络消费发展报告》也显示，2017年使用微信购物的老年群体用户数比2015年增加近4倍。从需求侧效应看，老年人作为消费者群体，也可以产生可观的需求拉动作用。

逐渐深度接触网络的中老年人，图自新华网客户端。

在中期内，我们可以加强职业技能教育，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化。决定实际劳动供给的有两个因素，劳动力绝对数量和劳动生产率。在劳动力数量红利下降的情况下，可以向劳动生产率要红利，即“人才红利”。就此而言，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将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都低的劳动力人口，转化为具有熟练生产技能的人力资源乃至人才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延缓人口红利的消失。发展职业技能教育，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现有教育体系中的职业技能教育潜能，将一大批效率低、人才培养滞后于社会需求的各类本科高校，转化为职业技术学院。另一方面，需要创新教育体制机制，形成市场化产业化的大规模职业技能教育市场，为产业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

就长期而言，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创新发展，促进“人才红利”向“创新红利”转型。除了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侧加快人口城镇化、提升技能水平之外，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创新发展，实现从人口红利向创新红利的根本转变。创新是破解“人口红利”命题的枢纽机制。产业创新发展，得以创造丰富价值，从而人才获取充分的价值回报和收入，人才的储蓄和消费能力得以双双提升，为进一步的投资和消费提供前提。由此，基于高素质的人才供给和产业创新发展，经济体就可以形成投资、消费与储蓄的良性循环，是为“创新红利”。

事实上，世界上诸多发达国家正是基于人才和创新的双轮驱动，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实现了均衡。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问题，也恰恰是劳动力转型不力和资源依赖型产业发展路径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