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港政策

现在很多人质疑，香港出现那么多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对港政策也要检讨一下。实事求是地讲，中央的对港政策，根本上、本质上是没什么问题，但在具体做法方面，不能不承认是有待改进。

回归22年来，中央对香港的政策可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7年回归到2003年，我们对香港的基本政策是“不干预”，按当时小平的说法，是“井水不犯河水”。

回归后，中联办跟特区政府一开始都是不接触的。坦率地讲，不接触，怎么联络？又因为是“一国两制”，所以“九七”以后，董建华特区政府的管治团队直接从港英政府转化而来，除了港督走掉，换上董建华，其他都是沿袭原班人马，包括现在还在搞乱香港的陈方安生，当时还是香港的“第二把手“。为保持稳定，甚至《香港基本法》规定，国家安全议题可由香港自行立法。

2003年发生“七一大游行”，“不干预”政策也就结束了。从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对港政策核心内容是“不干预”，但后面加了三个字——“有所为”。

“九七”回归之后，我们由于习惯成自然，国家的发展规划等是不包含香港的。包括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有多少人”中，也不包括香港人。后来有人提意见了，才注意标明“港澳台除外”。因为发现回归之后一些问题没有人统筹，中央才于2003年成立“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其实，1997年以前，我们内地有不少研究香港的机构，回归以后，认为香港问题解决了，研究机构就都撤了。2003年以后，内地研究香港的机构才慢慢重新设立。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到现在为止，内地真正做港澳研究的人还是非常少。

从2007年至今，中央的对港政策调整为“积极有所为，善于作为”。

这一概括也引来一些人的批评，说香港这么一来，就变成“西环治港”，而不再是“港人治港”——香港特区政府在中环，中联办在西环。这显然是对中央对港政策的污名化。

中联办所在地理位置（图/谷歌地图）

中联办实景（图/央视新闻客户端）

2008年，香港要推行国民教育，结果遭反对势力反对，“国民教育”最后搁置；2013年12月，成立全国港澳研究会；2014年6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白皮书》；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政改方案，向双普选过渡，不过后来也遭反对派反对。

若归纳建国70周年来的中央对港政策，你会发现不同时代的重点确实不太一样：毛泽东时代，对港政策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到邓小平时代，变成“一国两制、恢复主权”；江泽民时代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胡锦涛时代，则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如今习近平时代，对港政策转为“全面管治、融合发展。”

从十九大报告来看中央对港政策，则可以归纳为6个点：

一是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四不”政策。要“确保‘一国两制’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这一次有些人提出“如果香港再乱下去，我们就‘一国一制’”。这说法显然不符合中央对港政策。

二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港澳的“高度自治权”构成“一国两制”的“一体两翼”。

三是强调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特别突出宪法的地位。“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强调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

四是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要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换而言之，不要以为“国家安全”和香港无关。

五是中央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点是以往所没有的。

六是指出“一国两制”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

据我观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对港政策确实有些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新思维。具体表现在：

第一，始终把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作为处理涉港澳事务的大前提。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国两制”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港澳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中央将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改变、不动摇，这个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十八大之后，特首来京述职，座位都发生变动，不再如以往那般，在总书记对面坐。

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图/新华网）

第二个新思维，就是互相尊重，换位思考，特别充分尊重特区政府的意见。比如林郑月娥上任后，总书记对她是非常支持的，甚至据说总书记高度肯定林郑的施政报告。包括这次应对香港暴力，港澳办发言人屡次表示相信“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队完全有能力依法惩治暴力犯罪”。

第三个新思维，就是更加注重改善民生，特别是让广大普通民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内地发展，香港是有失落感的，从过去的“俯视”内地变成“平视”，甚至“仰视”。香港很多朋友到上海，我看到他们对上海的羡慕之情，甚至是担忧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实事求是地讲，上海的软环境跟香港比，还是有差距的，我们千万不要自我感觉良好。香港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上海学习的地方。

第四个思维，就是按照市场化的机制、规则和国际化标准推进港澳和内地的合作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