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逃犯条例》虽已被特首正式撤回，但香港暴乱并未随之停歇，伴随示威游行显化的香港社会矛盾仍呈激烈态势。

9月20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严安林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题为“从‘反修例风波’看‘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践及面临挑战”的讲座。本文节选自其现场演讲，由观察者网整理，已经严安林院长本人校订。

从6月9日发生“反修例”大游行至今，已有三个多月。暴乱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现在谁都说不好。个人除了看到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的发言以外，我没看到任何有关这次“反修例风波”的“红头文件”。所以，我今天与大家所交流的香港问题，纯粹属于个人观察，不一定对，但凡有讲得不准确的地方，那都是我自己的“谬论”，请大家批评指正。

当前香港的管治问题

香港出现“反修例风波”，有外因，那就是美国插手香港事务，把香港问题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也有内因，那就是香港自回归以来不断恶化的社会、民生问题。

当前香港存在四大结构性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两极化问题严重。

比如房屋问题。早年香港就有句话：“留饭不留宿”——家里来客人，吃顿饭没问题，但是千万别在我家住宿。私人住房100万套，每户平均47平米，实在太挤了。再仔细看看，80年代初香港一套房子80万港币，而当时香港还不是太高级的公务员，一个月收入也能达4万，也就是两年不吃不喝就可以买套房子了。这大概是香港日子最好过的时候。

不过，那时我们到香港去，即使是这个80万，在我看来也是天价。那时内地刚改革开放，还很穷，我90年代初当副教授时，一个月的工资也才刚上200元人民币。和香港公务员4万工资相比，差距太大了。

除了房屋问题，还有贫困问题。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说明香港贫富差距非常大。青年人方面，大学毕业后收入大多在1~2万港币区间，如记者月薪多为1.5万，初入行最低的只有0.8万。此外，380万工作人口中，50%以上收入在中位数12800港币以下。老年人也有贫困问题。退休后收入是原先的1/3，如原先5万，退休后则是1.7万，扣除房租等生活支出，剩不了多少钱。

1980年代以来，香港基尼系数不断增大（数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就是民众国家认同薄弱，社会支持结构倒挂。这所谓的“支持结果倒挂”，即指支持我们这边的人比例偏低——选举时，支持反对势力的人数比例最高可达60%。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就是主流媒体有反政府倾向，某种程度上是反共倾向。其中平面媒体在这一问题最为严重。香港的主流媒体主要是《民报》等。《大公报》《文汇报》，这些媒体，看的人不多。

第四个结构性问题，是公务员队伍因循守旧。倒不是说香港的公务员不好，香港17万公务员在敬业、尊法上有其优势，只是在创业、改革方面缺乏进取。他们延续了港英时期看指示办事的习惯，有执行力无决策力，奉行“避免犯错是第一要务”的理念。

香港出现政治纠纷，包括最近的暴乱活动，其社会根源在哪？我认为社会根源，第一是香港在发展中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香港自身经济结构面临制约。经济发展内源性及外生性动力确实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地产和金融。

其次，社会融合的包容性和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之间缺乏流动性，尤其是年轻人没有成长的空间，那么这个社会就是缺乏活力的。在座各位可以通过读书、考大学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香港，阶层相对固化，年轻人读书也极有可能改变不了自身的社会地位。

再次，亚太竞争格局发生改变。新加坡现今人均GDP已达6.46万美元，上海也在崛起当中，香港由曾经的“亚洲四小龙”发展到现在，落差不小，尤其是心理落差很大。

第二个社会根源，则是政治共生制度性与共识性设计不足。这点可以用几个例子说明：如今香港政治涉及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爱国爱港阵营、反对派与国际势力四方。因此，如有不少香港人所言，香港真正有权的，不是特首，而是赛马会，很多事情是在赛马会里决定。英国人在香港治理150多年，他们的“钉子”在香港钉得很深，1997年离港前为5万个家庭共计22.5万人提供了“居英权”，而这人员名单，只有英国人知道。

英国原本号称“日不落帝国”，全球都有它的殖民地，因此它离开殖民地多了，非常有经验。我们是第一次面对回归问题，没有经验，所以很多问题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