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观察所：长三角一体化强调区域资源共享与产业链协同，而“杭州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数字经济与创新生态的独特性。在您看来，这种区域协同机制是否可能削弱杭州的差异化优势？例如，当上海、合肥等城市加速布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产业时，杭州如何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

胡宇东：总书记讲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其实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着这一波的产业升级，能够发展的品类有很多是领先世界的品类，而且是极其海量的。将来我们的世界一流企业，不是10家、100家，我们可能需要5000家、 1万家。

本身人的需求、社会的需求就是海量的，每一个细分领域都会出现世界一流的佼佼者。

所以从地方政府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关键是找到每个地方政府擅长和适合的龙头产业，然后去深耕它。我们在调研过程当中就特别注意到杭州有特色的招商工作模式，比如招商部门是跟本地龙头企业的采购部一起办公的，他们在考虑，这一个龙头企业需要采购哪些重要的供应商？我能不能把这个供应商招到这个龙头企业的身边来？就这样一步一步，把整个产业链就聚集到杭州了。这个过程像树根，最早有一个根的发育发端，然后这个根是蔓延长出来的，它这种自然而然长出来的根系，你要想把它连根拔走就很难。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其实对全国各地政府都很有启发——大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拔树”，把人家那地方培育了几十年的一棵树硬生生地薅出来，然后硬栽到自己这里，很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长三角有一些本地很好的龙头企业，所以应该先把这些龙头企业的产业链势头，从为产业降本增效、加强协同创新的视角出发去做招商引资和资源配置。

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这么干，我相信最后一定不是恶性内卷，而是百花齐放，各得其所。

心智观察所：招商部门和企业采购部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个确实很关键。

胡宇东：从需求出发。我们在杭州看到最重要的一点是求真务实和实事求是。招商过程中，需要思考“这件事本来是什么？招商的本质是什么？”也就是说招商的本质是找到适合本地发展的企业，跟本地龙头配合紧密的企业配套。

反而是那种追着什么国家重点产业名录，追着看看哪个企业这个比较大，比较有名，硬往自己怀里揽的做法，我觉得那是不实事求是，不求真务实的。

心智观察所：书中提到，杭州模式的第一支柱是信息效率革命，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是这一革命的基础性环节。对全国其他省市来说，进一步促进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需要有哪些有效手段的加持？

胡宇东：我觉得首先得抓本质。杭州模式的本质说白了就是三条标尺。拿这三条去量，就能看出你学的是皮毛还是真东西。

第一条标尺是“能不能让老百姓只跑一次”。这听起来简单，比如办个证件，就算不用信息化手段，靠纸质文件协调也能实现，但关键是敢不敢把流程简化到这份儿上。

第二条是“资源分配和游戏规则全透明”。贴公告也行，不一定非要搞网上公开，但必须得让老百姓看得见规则，知道资源怎么分。

第三条最难——领导干部能不能“无私无我无损”，不谋私利还愿意担责。这三条跟信息化有关系，但核心还是人的观念问题。

说白了，信息化是个工具，它能帮你更快、更高效地实现透明和便民。但最根本的是领导干部愿不愿意放掉手里的权力，真正以老百姓为中心。哪怕环境整体没变，每个地方都能从一点一滴做起，不用非得等大环境改头换面。就像学生学高考状元的方法，人家考满分，你起点低没关系，但学习方法能借鉴。杭州模式的内核就是那三条标尺，各地得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别光抄表面。哪怕现在只有30分，慢慢学，总能一步步往上走。

心智观察所：价值共识是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与信息效率一同保障杭州模式成功，双翼并驱。价值共识看起来更抽象，更难懂一些，是否单凭制度设计就可以实现一座城市的价值共识？

胡宇东：价值就是指哪个更优先，什么东西会让你感到满足，其实它是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还是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在改革开放前的四十年间，包括很多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那时候人们还处在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阶段，难免会有更多的内卷和问题，这是那个阶段的特定状态。

但今天，我们的政府治理和社会发展已经是在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了，经济基础远远好于从前，这就为价值共识的建立提供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在很贫困的物质基础上，让大家高尚是很困难的。现在在中国，虽然不是所有地方，但更多城市和政府已经具备了基础的物质条件，这是一个学习杭州模式的好机会。杭州的经济基础是重要的保障，基层公务员的家庭环境和收入水平都挺高，所以对他们来说，吃拿卡要赚点小便宜是没有意义的，价值共识的土壤更扎实。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城市也都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条件，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这时候应该回归中国人的文化种子和基因，注重心灵和情感生活，构建融洽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观应该是大力倡导的。

价值共识的建立也是有前提的，至少需要物质基础作为保障。物质基础好的地方，价值共识更容易建立；物质基础差的地方，建立价值共识的挑战大一些，但也不是不可能。我们党的传统做法是：首先讲明白道理，鲜明地提出主张；其次树立典型；最后通过敲锣打鼓、唱戏、打快板等方式宣传正确的价值共识。

从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正式执政以来，从国家大事、国家荣誉层面已经在有意识地加强荣誉感和价值导向。但到基层，还需要一种自下而上的呼应，更多地树立典型，更多地跟大家讲明白道理。这种价值共识的构建对于改善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政商关系、营商环境是非常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个角度。

心智观察所：硬科技初创企业需要政府和社会资本融资的支持，杭州科创基金是如何做到统筹产业链的同时，又能契合国家“耐心资本”战略的？如何看待一级市场国资角色与投资回报率问题？

胡宇东：昨天中午吃饭时朋友提了个例子，他们园区有一家企业从某城市挖到了杭州。当时该城市的领导出面想留住这家企业，但企业说了几个客观情况。第一，杭州市政府给5000万投资；第二，给8000万银行授信；第三，配套厂房和物质条件。现在这家企业已成功上市，杭州政府至少赚了6倍或8倍。

这个例子说明要分三个层次来看。先看企业的固化阶段，从种子轮到IPO，每个阶段不同。政府大力扶持往往适合A、B轮企业，因为A、B轮的成功概率相对较高。像刚才说的5000万加8000万授信的投资规模，按传统投资，其实属于B轮以后的投资。

我们调研中还看到，有家企业200多人规模，至少是A、B轮企业了，却从其他城市搬到杭州，因为当地营商环境反差太大。从政府角度看，更适合抓B、C轮公司，而不仅仅是纳税大户。只要有这个视角，这些公司并不难发现。

刚才说的两个例子，企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产品优势和竞争力已证明，但当地领导却没人敢于下手。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国有资金主导投资绕不开责任问题。

在杭州，我们看到一套铁律：无私、无我、无损。即不往自己兜里揣钱，不损害公共利益，这种情况下犯的错能被原谅。回过头看刚才两个案例，其他城市的相关领导为何不能给出杭州的筹码？因为没人担责。为啥没人担责？问责标准很关键。如果问责是只要失误就重罚，那下次谁还敢干事？问责标准要是过于严厉，就像小朋友走路摔一跤就挨打，下次他就不敢走了。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类似。如果领导没有谋私，即使国有资产流失，那只是能力问题。能力不行可以培训或调岗，不能一票否决，一棍子打死？杭州敢担责的现象比其他地方突出，但敢担责不是乱担责，核心是无私无损。现在巡查、审计制度完善，关键是要保护真正敢决策、敢担责的干部。

企业总部搬迁对地方来说是重大损失，涉及税基、人才流失等问题。但有时政策没人敢拍板，资源对称情况下也不敢决策，还是问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