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后期的政治面貌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此时他的个人威望达到顶峰，不少人都企盼他能一面积极抗日，一面洗刷政治风气。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建国”的口号让不少人对国民政府寄予希望。但没过多久，国民党政权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军队内部腐败现象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偏安与西南大后方的国民政府，非但没有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气象，反而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堕落。加之经济领域的物价飞涨、官僚资本横行，许多人对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望。国民党“毁灭的种子”也在此时开始生根发芽。

对于这些问题，国民党内的一些人士其实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长期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一度担任内政部政务次长的唐纵，1941年在日记中写道：分期平抑物价办法，孔副院长（孔祥熙）、翁部长（翁文灏）、张部长等均不同意，惟表面上呈复委座时，避重就轻，敷衍塞责，将来定无结果。平价购销处的舞弊，逮捕的人均一一释放，此案亦将无结果。现在还在资本家官僚者把持得势之时，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故虽委座苦口婆心，痛哭流涕，终无效力。[20]

1943年9月10日他在日记中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好逸恶劳，人之常情。本党在未取得政权之先，人人言革命，个个皆刻苦，今因居官位，不觉有人腐化堕落……今我政治上贪污之风，畏难苟且之习太深，一时革除不易，此辈干部皆从事革命多年，不有功亦有劳，既不能如曾国藩之坐湘军练淮军，亦不能如汉高祖之去韩信、萧何之所为，则政治上之苟变势不可能。[21]

到了1944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对于政治问题的语气就不那么“镇静”了：

目今党内何以不能再政治上起领导作用？党的上层干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上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是现实问题。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了！[22]

唐纵笔下的国民党干部，要么已经沦落为资本家与官僚集团的代言人，要么因坐拥职位而腐化堕落，要么不再具有革命理想，只为自己追求权位，捞取名利。相似的，1943年张治中邀请各地三青团的复杂干部开会检讨时局，与会人员都认为，“由于各级党政人员之日益官僚化，少数主官治卑鄙贪污，多数公务员之困苦怠弛，以致战时政令无法推动，而县以下之乡镇保甲长，更大多为土豪劣绅所把持，利用征兵、征工、征粮、储蓄及其他机会，横征暴敛，勒诈苛索，草菅人命之事，时有所闻。纲纪废弛，赏罚不明，人民敢怒而不敢言”。[23]这样的政治风气，与抗战期间前线将士浴血杀敌，广大民众饱受战乱流离之苦形成鲜明对比。

在此情形下，既然国民政府内部有许多这样的官吏，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大员在沦陷区上演一幕幕将“接收”变为“劫收”的闹剧，也就是势所必至之事了。

当看到各种关于“劫收”的报道后，蒋介石在1946年9月8日的日记中痛言：

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无能，其间且真有贪污自私为中外人大所侧目，尤其是京沪一带，强占民房，擅捕汉奸，藉此拷作报复，直至受降年余之今日，关于此种非法行动犹在发展，以致怨声载道，外邦讥刺，诚使此心愧怍无地，所部恶劣，促成共匪枭张，社会混乱之一大原因。悲痛半有甚於此者，非澈底歼除不可。今日军事外交与团务各种恶象劣汇集一身，忙迫痛苦，以此为甚，手拟禁令电稿整通，更觉疲惫矣。[24]

关于这一问题，抗战胜利后参与广东接收的国民党军事将领张发奎在回忆录中也有一番颇为沉痛的感慨：

说到国民党的贪污，真的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在抗战期间由于敌人的出现，情况比较缓和。战后政府机关都在贪污，正如我所说，接收成了“劫”收。党政机构每一层级都贪污。我真的拣不出任何干净的层级……多数接收人员的低能和贪污，更直接造成了接收工作的混乱。接收人员，为个人打算的多，为国家设想的少；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结果发财是私人，吃亏是国家。[25]

张发奎

正是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弊病，抗战胜利前夕，一批以CC派的中央委员为主，结合国民党内黄埔系、复兴社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委员，开始推行所谓“党政革新运动”，希望以此来洗刷政治风气。抗战胜利后，有感于各地层不不穷的“劫收”行为，以及党内其他不良风气日渐滋长，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革新分子公开提出团结党内同志，实行党内民主；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肃清官僚主义，实行民主政治；发扬民族正气，保卫国家主权四种新的“革命精神”。[26]在会议上，革新分子慷慨陈词，直指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作风。比如黄埔系的革新分子黄宇人就疾呼：

我们要打破国内外困难，最重要的就是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如果不刷新政治，改善民生，专门和各党派敷衍，维持贪官污吏，官僚主义作风，乃是自掘坟墓。今天的党从上到下，看不出有刷新政治的决心，也看不出有改善民生的决心，更看不出有驱逐官僚主义的决心，我们看得出的有些人要和各党派讲联合，谈协商，以巩固贪官污吏的局面，此为协商会议造成的最大原因。因此，自今以后，如果党要免于灭亡，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刷新政治，改善民生。尤其要铲除党内外挟各党各派以自重的，卖党卖国的作风。[27]

另一位革新分子，同时也是国民党内主要宣传干将的任卓宣更是从与中国共产党的对比中来审视国民党的弊病：

共产党为什么有力量？依我看来，就是他在抗战期内能够动员民众，发展游击得到成功。而本党呢？对抗战完全站在官僚主义观点上，把抗战看做是军队事情，忽略了动员民众，发展游击的工作，即不完全忽略动员民众，发动游击，但至少是以官僚作风来动员民众，发动游击，因此，共产党得到成功，本党没有成功。这样看来，共产党所以有力量，并不是共产党有特别的本领，正是因为本党有缺点而已。今天我们痛定思痛，对于官僚主义必须彻底肃清……只有把官僚主义切实肃清，彻底革新，发扬本党固有的革命民主作风，才有挽救办法。[28]

虽然革新分子的言论切中时弊，并且看起来充满革命理想，但实际上，革新运动到后来也成为派系斗争的工具，不少人开始借此运动来打击异己，培植力量。特别是其中的CC派成员，将矛头直指掌握大量政治与经济权力的政学系。这使得本以革新国民党内部痼疾为出发点的政治改革运动，到最后变得和国民党历次政争相似，成为不同派系之间的利益纷争。主义云云，只沦为借机打击对手的工具与说辞。[29]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国民党的党员有机会近距离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通过对比而进一步启发他们思考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1944年，曾经担任国民政府驻延安联络员的徐复观，向国民政府高层递交了一份关于边区的观察记，在其中不但描绘了延安的最近动态，更着眼于分析国民政府应当如何应对。他向国民党高层痛陈：  党团为国家民族之大动脉，新血轮。若仅及半身而止，则必成半身不遂之人。今日现象，中央有党团，至省而实际效能已减，至县则仅有虚名，县以下更渺然无形无影；是党团组织，乃半身不遂之组织；党团之活动，亦成为半身不遂之活动。故奸伪可以控制社会，会门可以控制社会，土劣可以控制社会，迷信团体可以控制社会，而本党团反不能以独力控制社会。此其故，在本党党员团员之成份，仅以知识分子为对象，于是党团之组织，亦自然仅以上层为对象。历史上，必书生与农民相结合（如谭、戚、曾、左之兵），都市与农村相结合，始能发生真正之力量，造成巩固之基础。社会进步，今日之书生与农民（包括其他劳动者），不仅应以官民、官兵之关系结合；且须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能先以同志之关系相结合，则进而以官民、官兵等关系相结合，乃能胶漆无间，而不至发生反拨作用。且必须能与农民以同志关系相结合之书生，乃为真正有用之书生，否则为百无一用之书生，甚且为敲脂吸血之书生。故本党今后组织之方向，必须为书生与农民之结合，以书生党员领导农民党员。于是党之组织乃能深入农村，党部乃有事可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