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锐】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政治呈现出十分混乱且无序的状态，中央政权有名无实，大小军阀混战不断，列强操控经济与政治资源，这导致当时的中国政治不但无法保证大多数人民的生计，更遑论实现近代以来几代人所梦寐以求的富国强兵。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民众力量崛起、十月革命经验在中国传播，不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经历了清末革命与民初乱局的国民党也开始自我改造，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师法苏联，希图将自身打造成为具有明确革命宗旨与革命纪律性的新式革命党。

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启展开全面“改组”的进程，之后北伐一路势如破竹，受到各地民众的踊跃支持，显现出“改组”之后的正面效果。但是随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对于国民党自身改造贡献极大的共产党员与左翼分子，致使国民党的革命色彩顿时褪色不少，整个政权的基本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不可否认，南京国民政府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是取得一定成绩的。比如培养了一些各行各业的人才，尤其是科技与工业人才；在财政与金融领域引进了一些现代的管理方式；在基础建设方面修筑了公路、铁路，建设了一些工厂、企业与医院；在抗日战争中，广大国民党军队的官兵浴血杀敌，为抵御侵略者作出巨大贡献。但是，这个政权一直存在着一些从未被认真解决的基本症结。

对今天而言，从国民党方面人物的各类文章、日记、回忆录中分析国民党政权兴衰史，无疑具有极佳的政治镜鉴作用。而如何从一些带有“反历史”性质的“民国想象”式的叙事中走出来，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民国史中的基本政治与经济问题，把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析框架相结合，形成具有理论性与现实感的历史叙事、政治叙事，为今天展开党建工作，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经验教训，或许更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资料图

国民党要员眼里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危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本应具有历代新政权都曾有过的所谓“开国气象”，但在现实中这种“气象”却并不多见。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争斗愈发激烈，北伐战争期间崛起的新军阀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的党员与国民政府中的各级公务人员严重缺少积极向上、奋发有为、恪尽职守的风气，显露出各种腐败、堕落、消沉、不负责的风气。不光是中国共产党的刊物时常揭露这一点，国民党内部的不少要员其实也十分清楚。从他们的言说当中可以窥见南京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1932年7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上午批阅后，与经扶谈话，到总部会客，俞樵峰之敷衍塞责殊为痛心，手书严戒。下午是湖北党委与清乡促进会委员，所见所闻皆腐败官僚，与幼稚党委，新官僚，湖北政治非用严励手段决无起色也，对何雪竹深恨，痛斥其误省也。[1]

两个月后，他又在日记中感慨：

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员多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古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2]

1932年年底，蒋介石再一次抱怨道：

早晨谒陵后，与戴叶慨叹，深谈本党老党员之腐败，自私、卖老、害事，如不更张，则必亡国也。决以世界第二次大战之期为标准，于此期前，速行宪政，使国民共员国政且以国民之力，促进本党之急进也，否则，以党亡国矣。如欲党国之有进步，非促成此策无其他生路。否则，牺牲数十万之部署，徒造成一般老党员亡国之地位而已。言之痛心。上午，到党部主席团会议。下午，开正式会议，晚会客。[3]

可见，蒋介石在日记里描述的国民党，充斥着腐败、无能、顽劣、自私、颟顸等官僚作风，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刚取得全国政权不久的政治集团。

蒋介石本人对此自然是十分焦虑。他在公开的演讲中也不断揭露国民党政权的不良习气。193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国民党员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高踞民众之上的“特殊阶级”：

党员既在国民中间只占很少数，但是既做了党员，人家如看见你有一种不好的毛病，即将当作党员像是一个特殊阶级，讲得不好，就是如同军阀一样，再讲不好一点，就如同乡下劣绅一样。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这是最不好的一种影响和态度。我们要知道，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不排斥的。如果我们党员不知道这一点，甚至自己以为是一个党员，仍旧要给人家看作是特殊阶级，并且我们自己也当自己是特殊阶级，那就糟了。特殊阶级没有不失败，没有能在社会上存在的。[4]

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里，国民党党员是要作为“先知先觉”，带领“后知后觉”的老百姓进行革命的。而这种“先知先觉”，是要建立在具有极高的革命理想与奋斗精神之上的。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蒋介石的描述中，“先知先觉”堕落为“特殊阶级”，这其中的变化及其原因，十分值得人们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