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将“中国的民族革命理解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这意味着在他们的政治视野里，中国自身的解放与改造离不开世界其他地区革命所带来的全球政经体系的变化。李大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运用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指出：“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所以，“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此处所谓的“世界革命”，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体系，民族主义固然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但其结果并不仅是让中国国内的境况有所改观，而且是以此为出发点，让中国革命具有世界意义，成为突破19世纪东西方列强所形塑的世界体系的重要起点。总之，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国家、资本、帝国主义的分析方法，李大钊的民族主义始终是在一种国际视野之下呈现出来的。

在这里，李大钊将“弱小民族”与“无产阶级”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受到政治与经济上不平等支配的受害者。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演讲“人种问题”，便从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系入手，分析晚近以来的全球局势，以及中国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他指出，欧洲人秉持“文明论”的观念，认为白人支配全球理所应当，其余国家及其人民，“只有退化，只有堕落”。他们认为：

白人在世界上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种问题在世界上也成为阶级的问题，于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对的阶级。人种的斗争于将来必定发生，这是可以断定的。而且这斗争或许为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战争而与“阶级斗争”并行哩！

李大钊的这段话，表面上看似乎很容易被理解成“对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给予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护”，但如果将眼光放到整个19世纪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全球殖民主义的兴起这一时代背景中，特别是亚洲与非洲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日渐被帝国主义国家所瓜分、支配、殖民，那么李大钊在这里谈到的人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本质上是阶级问题的观点就自有其合理性与针对性。基于此，李大钊强调民族之成立“要更兼有主观的事实，要在相互的意识之承认及精神上认为同族之后而民族才能成立”，所以，“我们如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那就是真正新机复活的时候”。同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猛力勇进，要在未来民族舞台施展我们的民族特性，要再在我们的民族史以及世界史上表扬显着我们的民族精神”。

就此而言，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存在确实是不争的事实，但马克思主义赋予他的，是较之先前更为广阔且有深度的分析视野，以及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政治学说。这预示着此后政治行动中的“民族特性”，已经融入了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要实现民族独立，离不开阶级解放。革命者们必须要思考，如何将这一因素更好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这一政治理想所要达到的目标。

四、结语

在一篇写于1923年的文章中，李大钊饱含感情地指出：“中华民族现在所逢的史路，是一段崎岖险阻的道路。在这一段道路上，实在亦有一种奇绝壮绝的景致，使我们经过此段道路的人，感得一种壮美的趣味。但这种壮美的趣味，是非有雄健的精神的不能够感觉到的。”他坚信“目前的艰难境界，那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秉持这样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颇致力于阐述“新中华民族主义”。在他看来，中国各民族在辛亥革命之后共处于“共和国体”之下，是“新中华民族”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一个新的政治实体在中国出现，为“新中华民族”成长壮大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

犹有进者，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同时，还在积极设想一种不同于日本为了称霸东亚而故作标榜的“亚细亚主义”，能保证区域平等与和平的新的联合方式，他将此称之为“新亚细亚主义”。他相信，实践“新中华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对全球不平等支配体系的冲击，如果中国的革命者能和周边地区的革命者充分合作，那么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新亚细亚主义”，将提供想象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可能性。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李大钊设想借由锻造新的“政治民族”，再造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实现一个平等无压迫的世界，凡此种种，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

正如论者所言，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神圣诉求，总是和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正当性之声张，以及在此名义下的民众动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让李大钊得以更为直接且犀利地分析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矛盾，让他能够从全球革命的角度思考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认识到广大的底层劳动者身上所蕴含的巨大政治能量。在他那里，民族独立与阶级翻身，是一体之两面。可以说，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日趋清晰透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他开始走向政治行动，着手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深刻影响着下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探索、实践让中国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独立富强的方法与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