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还强调：

以吾中华之大，几于包举亚洲之全陆，而亚洲各国之民族，尤莫不与吾中华有血缘，其文明莫不以吾中华为鼻祖。今欲以大亚细亚主义收拾亚洲之民族，舍新中华之觉醒、新中华民族主义之勃兴，吾敢断其绝无成功。……吾中华民族于亚东之地位既若兹其重要，则吾民族之所以保障其地位而为亚细亚主义之主人翁者，宜视为不可让与之权利，亦为不可旁贷之责任，斯则新民族的自觉尚矣。

无可否认，李大钊在这里对中国面积之大与影响之广的具体描述，或许有溢出历史实相之处，但他强调在审视亚洲问题之时，中国的地位至关重要，中国在历史上曾极大地影响周边地区的政治与文化形态，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显示出李大钊在论述“新中华民族主义”时，并非停留在中国内部展开思考，而是设想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变化会给周边地区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因此，李大钊提倡“新中华民族主义”，必须面对当时另一种由日本所描述的亚洲政治图景——“亚细亚主义”。作为近代日本在面对西方势力东渐的危急时刻，围绕着“东洋”与“西洋”的认识问题而形成的特定的亚洲观及其政治思想与实践诉求，“亚细亚主义”的主要议题之一便是如何看待中国，以及在此基础上应形成怎样的对华策略。随着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海外扩张的野心日益增强，古典亚细亚主义中的那种认同东方文化，把亚洲视为一个整体并力求振兴亚洲的思想因素日趋衰亡，通过侵略中国等周边国家和地区来获取自身利益，维护日本政治与经济霸权的扩张型亚细亚主义尘嚣直上，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一战爆发之后，杜亚泉、章锡琛等人在《东方杂志》上频繁专文讨论这一思潮，一方面介绍日本舆论界对“亚细亚主义”的论述，另一方面批评这一主张在学理上有不少缺陷，在实践上只能导致亚洲局势越发扑朔迷离、危机四伏。

《东方杂志》：1904—1949年，中国近现代史上刊龄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杂志，主编有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等。

依李大钊之见，提倡一种区域联合的政治口号在当时实属必要，但其内容实质必须区别于日本为对外扩张张目的“亚细亚主义”。在这一点上，他认为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口号之下唤起广大民众参与改造中国，能够给周边国家和地区提供一种设想新的区域联合之可能性：

以吾中国位于亚细亚之大陆，版图如兹其宏阔，族众如兹其繁多，其势力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势力，其文明可以代表全亚细亚之文明，此非吾人之自夸，亦实举世所公认。故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

近代中国之所以衰微，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息息相关。中国内部状况的巨变，本身就是对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所建构的国际体系的巨大冲击，象征着突破这一极不平等国际关系的尝试。就此而言，将“中华民族之复活”视为另一种“亚细亚主义”的曙光，并非单纯建立在古代中国不容忽视的文明辐射力之上，而是象征着20世纪亚洲反侵略、反殖民运动的重要一环，开启了一种新的“政治”，即“吾人但求吾民族若国家不受他人之侵略压迫，于愿已足，于责已尽，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正如汪晖所言，在这一分析视角里，“构成亚洲之为亚洲的不是从儒学或某种文明类型中抽绎出来的文化本质，而是亚洲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这个特殊位置不是产生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叙述，而是产生于有关亚洲社会内部的阶级构成和历史传统的动态分析”。

在此基础上，李大钊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批评日本式的“亚细亚主义”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它采取的是帝国主义的逻辑，根本无助于亚洲的区域和平与平等。他指出：“日本国民而果有建立大亚细亚主义之理想之觉悟也，首当承认吾中华为亚洲大局之柱石，倘或有外来之势力横加凌制，不惟不可助虐，且宜念同洲同种之谊以相扶持相援助，维护世界真正之道义，保障世界确实之和平。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相欺凌，其结果必召白人之忌，终以嫁祸于全亚之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