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锐】

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十分巨大的影响力。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进行各方面的现代化基础建设，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国富民强。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

它“作为一种政治纲领，一种理论体系，一股社会思潮，绵延不断而又高潮迭起，在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可以说，近代许多政治势力、社会组织、文化团体、思想流派，都曾对民族主义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实践方法展开分析与讨论，并以此作为表达自身政治与文化主张的不证自明之基本前提。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伴随着国内爱国者的民族屈辱感与海外留学人士的巨大改革热情，民族主义思潮更是风行一时。尽管五四运动的思想言说中具有一面宣扬民族主义、一面憧憬世界主义的“两歧性”，但正如论者所言，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言，“民族主义仍是理解他们言行的重要概念工具”，即便曾设想世界主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感，或应说是潜藏而不是丧失”。

因此，“今天对五四思想的再认，不要太受民族主义观点的牢笼”固然十分重要，但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主张，较之力图用世界主义来稀释其意义与影响，或许更应深入具体文本，仔细解读其中的思想内核与理论意涵，以求更为深入地探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与时代特色，分析为何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民族主义论述者中，李大钊无疑是一位不容忽视的代表人物。不同于陈独秀一度质疑国家的存在有无合法性，李大钊不但强调救亡图存的重要性，而且在1917年2月发表《新中华民族主义》一文，具体宣扬其民族主义主张。甚至有论者认为，李大钊“生活在有浓厚民族主义气氛的环境中，并且以直率的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倾向著称”，同时认为“民族主义是促使李大钊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

本文即以李大钊所提倡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他的民族主义主张之思想特色与理论意涵，并且探讨其民族主义思想与他的其他思想主张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新中华民族主义”的思想基调

自从参与政治论争开始，李大钊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唤起广大民众的“自觉心”，通过共同的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让中国走出动乱与衰败的颓势。1914年，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宣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就这一点而言，“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因此实难让人心生爱戴之情。他甚至认为“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针对此论，李大钊强调：

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是故自古无不亡之国，国苟未亡，亦无不可爱之国，必谓有国如英、法、俄、美而后可爱，则若而国者，初非与宇宙并起，纯由天赐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凭其国民之爱国心，发挥而光大之，底于有成也。

可见，李大钊固然承认中国当时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弊病，但这并非抛弃国家观念的理由。他强调“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因此每一个国民能否产生祛除弊病、建设良好国家的“自觉”，实乃能否出现“可爱之国家”的关键。在这里，李大钊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之良莠建立在国民是否有“自觉心”上面，呼吁充分唤起广大民众对于改造国家的情感与能力，在这一参与国家建设的过程中锻造国民对于国家的基本政治认同。

李大钊像

晚清以降，民族主义思潮涌入中国。按照时人的理解，“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此处所言的“风俗”“历史”“语言文字”，意在强调民族主义思潮与过去延续的传统之间具有不可或缺的关联。也正因为如此，晚清许多历史论著，都强调如何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培育爱国思想。而这种从公民性与政治性着眼来强调“历史”与“传统”的做法，也是民族主义在近代西方（包括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之所以能盛行的重要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