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制度的标准

在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时，章太炎认为邹容之所以使用“革命”而非“光复”，是因为中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这虽是对《革命军》主旨的归纳，但其实也是章太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从立志推翻清王朝起，章氏就主张未来中国应施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民主在中国的实践，实属势所必至。同时他对集大权于一身的君主并无好感，认为“人君者，剽劫之类，奄尹之伦”。所以，未来的政治领导者周围必须要有权力监督机制，以防止其肆虐民众。

在《代议然否论》里，章太炎设计了一套颇为复杂的制度体系。他强调：“代议不可行，而国是必素定，陈之版法，使后昆无得革更。”具体言之，他主张总统只负责行政与国防，外交上作为国家礼仪的象征，此外不再具有其他权力。另外，司法独立，其主要负责人地位与总统匹敌，但凡政治上与社会上的案件，皆由司法部门负责，不受其他权力机构干涉，即使总统触犯法律，也可依法将其逮捕。立法不由总统干涉，同时杜绝豪民富户参与，由“明习法律者与通达历史周知民间利病之士，参伍定之”。除了小学与军事学校，其他教育机构皆独立，其负责人与总统地位相当，以防行政权力干预教育，因为“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殠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在任免问题上，章太炎坚持总统任命，“以停年格迁举之”，按照其任官时间与功绩来按部就班地升迁。其他政府官员的正常任命不容总统置喙，除非前者有犯法与过失的行为。若总统或其他官员有渎职或受贿等罪行，人人得以上诉于“法吏”，由后者传唤嫌疑人，审理其案情，在量刑标准上，轻谋反罪，以免民众被肉食者威胁，但叛国罪则重判，特别是割地卖国行为一律处以死刑，以示国家主权不容破坏。在政策执行上，凡必须由总统签署之政令，一定要与国务官联署，保证有过失总统与其他官员共同承担，杜绝诿过于下。每年将政府收支情况公布于民，以止奸欺。因特殊原因需要加税时，让地方官员询于民众，可则行，否则止，若正反意见相差不大，则根据具体情况处理之。在正常情形下，民众不须推举议员，只有面临外交宣战等紧急时刻，则每县可推举一人来与闻决策。可以说，在《代议然否论》里，章太炎粗略描绘了一幅他心目中未来中国理想的政经制度。

章太炎强调：“吾党之念是者，其趋在恢廓民权。”他否定代议制，并非质疑民主的价值，更非为旧体制饶舌辩护，而是坚信在代议制之下，民权并不能真正得到伸张，所以他尝试设计一套能够真正保障广大民众基本权利，代表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制度。在他看来，这一新的制度所体现的精神，一为“抑官吏，申齐民”，一为“抑富强，振贫弱”。在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等人提倡兴民权之前，先兴绅权，强调士绅应担负起救亡图存的政治责任，梁氏及其同好所任教的湖南时务学堂，就是这一思潮的具体实践。一开始，章太炎亦参与其中，鼓吹变法，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材，谓之革政”，希望能“以革政挽革命”。“义和团运动”之后，章太炎对清廷一系列乖张举动痛加抨击，立志走革命之路的同时，对以士绅为代表的“秀民”、“俊材”也深感失望，认为后者不能完成救国救民的时代任务。对基本来源于士绅阶层的新式学生，他也认为不过是“知识愈开，则志行愈薄，葸怯愈甚”，彼辈高谈新政不过是借《诗》《书》以发冢，用来博取名利而已。因此，他将革命担当者的重任寄托到广大民众身上，在《革命道德说》等文章里，章氏强调只有下层的民众才最具备道德水准，最富于革命斗志，他希望的革命，是唤起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运动，抨击豪右、富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剥削与压迫，在这一点上，他扬弃了戊戌变法以来改革派的政治主张。

此外，近代中国士人了解、接受西方代议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是从“通上下之情”的角度来着眼的，即视其为可有效将“民情”上达天听，使君臣上下沟通无碍，达到为政以公，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但依章太炎之见，基于从广大民众角度思考政治问题的立场，代议制度会异化为统治集团与地方豪强联合起来压迫底层平民的暴力机器，并且在形式主义的选举之下，这种压迫还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被视作符合历史进程的“公例”。正如论者所言，在章太炎笔下，代议制原是为了扩大民权，但实则却将经济上的不平等扩大到政治上的不平等，造成新的社会等级结构，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控制。因此，章氏在制度设计中，对掌握权力与资本的群体有十分严格的限制与监督，就是要防止后者侵犯广大民众的利益，让“民权”能真正在政治行为中体现出来，此即“建国设官，惟卫民之故，期于使民平夷安稳，不期于代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章太炎的制度设计里，司法体系的执行者被称之为“法吏”。关于这一群体，章太炎认为与中国古代的法家传统一脉相承。在他看来，太古治民之官，独有士师，随后由士师分其权，长民者谓之吏，治事者谓之司，法吏之职，由是焉出。因其擅长书契文史，故听讼决狱，亦有兼顾，公牍往来，润色文字，尤非法吏莫能为，久而久之，其地位在整个职官体系中愈显重要，同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传统：

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是故韩、范、三杨为世名臣，民无德而称焉。而宋之包拯、明之况钟、近代之施闰章，稍能慎守法律，为民理冤，则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愈于日月，虽妇孺皆知敬礼者，岂非人心所尚，历五千岁而不变耶？

影视作品中以吏起家的况钟  图片来源：纪录片《苏州史纪》

在章太炎看来，法家传统对中国古代政治的有效运作助益良多，特别是其中显现的“综核名实”、“为民理冤”等特点，在今世真正能体现民众利益的民主制度中同样可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刊登《代议然否论》之后不久，章氏1910年在《学林》杂志上发表《秦政记》一文，表彰秦政打击封建贵族，保障社会流动得以维系，使“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让真正有基层行政经验的人进入领导阶层，促进官员队伍的不断更新，这些观点可视为对《代议然否论》的补充与完善。总之，章太炎心目中的良法美制，是将中国古代的制度传统与近代对平等、民主等政治理想的诉求有效结合，既否定了中国古代帝制，又克服源自近代西方的代议政治之诸弊病。

在《代议然否论》里，章太炎还指出：“今之务在乎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让“民族亲如昆弟”。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首要任务在于维持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的领土版图，动员广大的社会力量，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蚀，让中国摆脱日益加剧的危机，走向独立自主。许多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展开，都与这一时代主题息息相关，也只有促进了这一过程，才能具备基本的合法性。章太炎所大力倡导的民族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所以他强调：“今外有强敌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为察其操术，则曰人人自竞，尽而股肱之力，以与同族相系维。”基于此，章太炎认为如果为了推行代议制而实行美国式的联邦制，将会人为地制造中国各地相互隔阂，特别是“滨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顾有反贱其宗国，而厚爱欧美人者”。这样的区域如果拥有过多自治的权利，中国认同将会进一步稀薄，极不利于凝聚人心，维系国家统一。换言之，民主政治的实现，应立足于中国作为大一统国家能够有效运作的基础上，而非与这一基本前提相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