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等人将中国的制度视为“专制”，这一观点，通过日本学者的传播，深刻影响了晚清知识分子的历史观与政治观。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视中国秦以后的制度为“专制政体”，通过报刊，对之展开声色俱厉的声讨。如梁氏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开篇便言，若论“专制政治之进化，其精巧完满，举天下万国，未有吾中国若者也”。因此颇为沉痛地抱怨道：“万事不进，而惟于专制政治进焉，国民程度可想矣。”随后他依据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些概念，并通过与西方的历史比较，进而认为中国在当时依然处于“近世专制政体”，他感叹道：“吾不敢指为行政机关之退化，吾但见为专制政体之进化而已。何也？彼桀黠之君主，不知经几许研究实验而始得此法门也。”影响所及，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派，都将驱除专制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主张。因此，中国历史，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沿革，就更不足以被时人用积极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如汪精卫为了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就质问反对革命的人：“乌有专恃历史以为国基者？”

影视作品中的君臣之道

章太炎对“历史”的认知，与这些主张颇不相同。在近代追寻新史学的潮流中，章氏亦曾为要角。1902年他致信梁启超，谈及自己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目的为借此书“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他当时服膺进化论，认为“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若“物不知群”，则“浸损其智，其变也若跛龞而愚”。因此，他借鉴古代典籍里叙述典章制度的体裁，用“典”这一门类来阐述合群明分之道，强调“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似梁启超那般决绝，对历代史籍大加抨击，认为不足以在当下担当起涵盖政治意识的“国史”之重任。基于此，在重订本《訄书》中的《通法》一文里，章太炎回顾从周至明的政治史，摘取在他看来值得后世取法的制度与政策，比如秦政不偏袒皇族，汉制之下郡县多循吏，新莽经济政策打击土地兼并，北魏以降的均田制使民有恒产，其用意即挖掘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里保护平民利益的优良传统。

推行均田制改革的魏孝文帝

1906年章太炎东渡日本，较之先前，他的思想有一大转变，即不再视源自近代西方的现代性诸面向为天经地义，开始在哲学层面从中国当时的处境出发反思、批判，并强调“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中国的发展，不应处处模仿他邦，而是应以本国历史与现状为根据，思考真正适合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之道。关于制度问题，他1906年甫至日本，即在东京留学生为之举行的欢迎会上主张：

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甚么要这样建置？州郡为甚么要这样分划？军队为甚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甚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行。

在这里，虽然他依然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乃“专制”政体，但也开始注意到必须仔细梳理沿革、总结得失，“改良”的同时，犹有可“复古”之处存焉，这样方能为未来的制度建设奠定基础。这表明，章太炎此刻已经将对中国未来政治的思考建立在从中国历史脉络本身出发，以本国为立足点，考量本国各类制度利弊，视此为制度建设之根本。

同样的，在《五朝法律索隐》一文中，章太炎从保障平等的角度对古制进行阐释。他认为五朝之法，其值得称赞之处为重生命、恤无告、平吏民、抑富人四点，这些都体现了以平等为指归的特征。例如“重生命”一项，他举了“走马城市杀人者，不得以过失杀人论”为佐证。古时有条件乘马车者，多为富贵之人，而法律并不对之有所偏袒。在对史事进行考释之后，他笔锋一转，引申到现实，指出外国与中国租界中的电车，在撞死人之后只对司机进行罚款，并不过分追责，这是为了保护背后营运商的巨大利益。对比于“汉土法律虽敝，自昔未有尊宠富人者”之情形，他认为“汉土旧法，贤于拜金之国远矣”。

又例如“平吏民”一项，他具体对“官吏犯杖刑者，论如律”展开论述，指出：如果官吏有违法之处，则可依刑律对之进行杖责，无论官职大小皆不能例外。而他撰写此文的原因，就是不满于“季世士人，虚张法理，不属意旧律，以欧、美有法令，可因儴之”的现象，所以才对五朝法律条款“捃摭其文，附以说解，令吏士有所取法焉”。由此可见，在制度问题上，章太炎并不把近代西方的立宪政体视为唯一可行之道，而是通过梳理分析中国古代制度，思考如何汲取其中的精髓。正是具备了这种眼光，所以在《代议然否论》里，章氏开篇就分析中西历史演进之异，强调制度的历史性，以此来判断彼之制度是否可以随意移植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严复是另一位强调政治与历史关系紧密的人。他认为：“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历史的主要对象是“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因此“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盛行，人们强调认识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局面，进而规划政治行为。同时，不仅在历史中寻求可供支持、论证其政纲或使其政纲神圣化的信息，而且尝试从历史中总结解决现实问题之方案。严复的这番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不过，严复对于历史的强调，主要是相信西方在历史进化的过程中已经超前，中国亦不能外乎此一进程，只是目前中国国情所限，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徐图进取。究其实，此乃将西方的历史演进视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中国欲求发展，也只能在这一“规律”的范围内上下求索，这与章太炎对中国历史自身特色的强调差异极大。因此，章太炎认为严复“知总相而不知别相”。区分这两种不同出发点对历史的强调，对理解《代议然否论》中暗含的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