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银行，不如娶晋江新娘”“长汀女孩太贵，彩礼让你崩溃”“父母扛上山，家产任人搬”……曾几何时，福建一些地方结婚彩礼动辄数十万、办一场葬礼花掉二三十万。有些变味的传统习俗带坏了社会风气，让不少家庭陷入“娶不起”“葬不起”的窘境。

“瞭望”微信公众号5月11日消息，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福建多地采访发现，通过盯紧党员干部这一关键群体，治理“算卦择日”关键环节，多部门齐抓共管、全社会共同参与，让婚丧喜庆简办新办蔚然成风。

陋习背后有利益链条

在福建，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民们普遍富起来后，一些富裕起来的村民带头引起的风气。“有些富裕户碍于‘面子’搞攀比，婚丧嫁娶花费水涨船高，很多村民苦不堪言。”晋江市深沪镇纪委副书记吴淼森说，近年来，移风易俗工作一直在推进，但因治理措施缺乏法律法规约束，个别村民、企业老板仍然大操大办，旧风陋习时常反弹。

陋习背后折射出复杂的社会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在婚丧嫁娶活动中，存在一条包括主事人、中介、有偿服务主体、商业延伸等组成的利益链。事主支出的费用被该链条上的各群体层层“抽成”，成为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的阻力。

闽南地区一位受访基层干部说，以婚嫁活动为例，仍存在少部分民间婚姻中介活动，佣金以彩礼或嫁妆为基数进行“抽头”，抽成比例多为1%～2%，个别达到5%。

晋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2018年调查发现，为丧家提供“出殡择吉日”服务人员中，部分人还作为中介代办或者直接兼营“阵头”中介，提供祭品制售、殡丧礼炮、餐饮操办等延伸服务，“近期我们专门对这些受利益驱使的中介服务人员进行了整顿，但要破除产业链尚需久久为功。”

另一方面，部分群众的思想观念尚待转变。

“一位村支书的儿子结婚，他85岁的老父亲不听劝阻执意大宴宾客，后来该村支书被处理；另一位村支书把儿子结婚和孙子满月合在一起办酒席，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劝阻，提醒他如果超标办酒席可能被处分，但他老婆却坚持不听劝阻。”晋江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姚思明介绍了近期发生的两起党员干部违纪案例。

“当地一些群众的思想意识没有发生根本转变，也是大操大办的社会土壤。”福州市长乐区纪委副书记张海榕说。

党员干部带头德法兼治

“2017年儿子结婚时，正好赶上新规出台，我们按规定数量办了酒席。”福建省晋江市华海村党支部书记施明耀说，多年前，女儿16岁生日时家里曾办了85桌酒席，这次儿子结婚只办了15桌酒席。“这是本村首例‘新风’婚礼，在村民中影响很大。大操大办之风得到有效遏制，群众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都有所减轻。”

近两年，在推进移风易俗工作中，福建多地紧抓党员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织密监督网络，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好转，形成“喜事新办、丧事简办、神事省办”风气。以晋江市为例，当地纪委2018年共查处上报大操大办婚丧喜庆问题10起，给予警告处分6人，通报批评4人，有效发挥了震慑作用。

在革除婚嫁陋习治理中，闽西长汀县专门对党员干部作出规定，聘金和彩礼不超过5万元，随礼不超过300元。“只要有问题露头就严肃处理。”长汀县纪委书记郭育坚介绍，当地一名科局长大肆操办儿子婚宴，并违规收受25名党员超过300元的礼金，长汀县纪委查实后对该科局长严肃处理，对超标随礼的5名科级干部点名道姓通报。

如何掐住旧规陋俗的“七寸”？这几年，有关部门利用“土办法”控住关键环节。晋江市文明办主任陈多多说，以丧俗治理为例，一方面，控制住“派冰棺、出灵车”等关键环节，租冰棺必须向村委会、居委会报备；另一方面，与宗教界等人士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对群众进行引导。

“从单打独斗变为齐抓共管，纪检、民政、公安等部门深度介入，改变单靠宣传教育和基层自治的做法；从倡导为主变为德法兼治，例如，加强对冰棺灵车管理，运用取消违规人员免费殡葬服务、取缔违规中介经营自治等手段强化约束。”陈多多说，丧事简办成效显著。

“区里42个单位参与移风易俗，推行信用惩戒、倡导行业自律，取得阶段性成效。”长乐区纪委书记林盛说，目前，监督巡查机制正发挥作用，确保抓严抓实不“反弹”。

移风易俗需纳入法治轨道

“一些地方村规民约写得明明白白，执行层面却大打折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不力。此外，‘老人会’掌握着村里办酒席场所资源、办丧事话语权，转变这些老人的思想观念成为难点。”长乐区金峰镇纪委书记卓熙建议，推进移风易俗，要抓好村委会、老人会这“两会”的建设，进一步发挥村民自治的作用，促进村民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多位受访干部建议，加强对重点群体人员的引导和约束，推动移风易俗工作措施落地见效。一方面，针对部分企业老板大操大办难题，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示范作用，将代表、委员本人落实移风易俗工作情况列入履职范畴，形成良好导向；另一方面，透过婚丧嫁娶活动利益链，也折射出对部门相关人员底数不清、动向不明等问题。有关部门仍存管理盲点，亟需出台相关规定加强管理。

陈多多等人认为，移风易俗亟待“走出情与理的困局，进入法与规的维度”。“对老百姓来说，移风易俗仅靠道德审判收效不大、震慑力不足，需要纳入法治轨道。”陈多多建议，例如，针对“天价嫁妆”情况，可考虑采用税收手段，对大额现金、房产、股份等财产的赠与，以“遗产税”等形式加以限制；再如对于操办大规模宴席的酒店，有关部门可借鉴水费、电费收缴方法，以“阶梯税率”方式进行引导。

推进移风易俗，还要变“只堵不疏”为“疏堵结合”。以丧俗治理为例，各地普遍存在殡仪馆、吊唁厅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困境，农村及社区相关场所也较为短缺，民生设施供给不足成为不少地方推进移风易俗时面临的难题。因此，有必要加强公益性民生设施建设，利用拆迁安置或规划等契机，在村居建设一批集中办丧场所。丧葬设施也应纳入民生保障设施之中统筹建设。

农村地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人情观念强，是移风易俗的“主战场”。长汀县文明办主任张彦彬认为，“要善于用‘土办法’引导群众，比如多地农村有宗祠和家风家训，在群众中影响较大，可提炼其中提倡勤俭持家、节俭文明的故事，引导群众转变观念、接受新风。”

（原题为《彩礼葬礼动辄数十万，如何掐住陋俗“七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