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中两种形态企业出现日益分化的现象。一方面，零部件、装配和最终生产的离岸外包对大型跨国企业来说是实现季度业绩的好途径，但对中小制造企业造成了打击。跨国公司全球定位产业链，形成美国制造业中小企业的替代者和竞争者，也造成了中小企业所依赖的产业集群的地域分散，导致中小企业面临物流拥堵和全球参与等主要发展障碍。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的利益被更大制造商排挤的趋势明显。制造业的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提高，大型“超级巨星”公司蓬勃发展，但由于创新薄弱、数字化进程缓慢以及来自国外的竞争加剧，中小型公司正在苦苦挣扎。

两极分化限制了美国制造业的整体增长速率。一是大型制造商对新技术开发更敢兴趣，更有能力为研究所提供配套资金，然而中小企业才是制造业对流程开发、反馈和测试的主体，对制造熟练度的提升和改进有意义的推动者。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分化进一步加剧了研发支出高和商业转化率低的情况。

二是行业集中度明显，创新垄断造成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分布，技术扩散到中小型企业非常困难。即使个别中小企业实现技术创新，没有资金来源也难以实现商业化规模生产，且面临大型企业出于防止技术外溢而进行的收购和吞并。小型企业艰难成长也在很多方面拖累整个美国制造业增长。在当前政治不确定性和疫情的冲击下，大型跨国公司出现供应链断裂危机，中小企业也难以形成支持供应链的基础，为美国重建国内供应链，加强本土化制造商网络集群带来挑战。

美国工厂（图源：shutterstock）

从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来看，美国制造业并非“真衰落”。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其制造业长期健康发展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美国正通过更高效的生产、更高的产能利用率、快速的设计迭代、智能制造技术带来成本节约和利润增加超过必要投资带来的好处。将智能制造技术拓展到整个供应链，可以更紧密地整合整个生产网络，在整个价值链上拥有更高效率的生产和更好的盈利能力。随着成本下降、灵活性增加，技术实施的越快，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就越大，以此建立长期的制造业竞争优势。但从美国制造业的“真困境”中，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以下启示：

第一，颠覆性技术也在颠覆原本制造业的地理和就业格局。美国政府关注制造业就业的改变，却无视劳动力发展在制造业的重要作用，政治后果每每在选举中体现，进而短视的走入技术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相冲突的困境。同时，美国政府忽略基础设施的建设，使得蓝州高科技区与中西部中型城市和较小的心脏地区城镇的利益联系断裂，形成制造业衰落的孤岛。此外，还应关注到创新技术在建立竞争力方面也是把双刃剑。智能技术能够实现快速设计迭代和产品过程模拟，也提升了竞争对手复制工艺创新的能力，加快了开发周期，降低了进入壁垒，并导致整个产品类别的快速商品化。这导致原来“美国创新、他国制造”可能逐渐转变为“他国创新、他国制造”。

第二，尖端科学发现转化为新的制造产品和制造工业需要国家战略助推。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绝对优势未能转化为制造业创新和生产力增长的绝对优势，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创新的商业转化和劳动力发展方面投资不足，无法获得所有收益，减缓了生产力的增长。这需要政策干预克服这些问题带来的市场失灵，同时保持支持政策的持续性和一致性，对研发提供足够期限的支持；引导建立专业的制造业机构网络，引导大学、公司、研究机构、基金会发挥重要作用，将专利组合与寻求获得尖端技术的客户进行连接，坚持不懈地专注于技术的实际应用。只有当创新技术成功地在商业上应用，制造业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时，才能使其价值转移和送达大众，使创新实现价值传递。

第三，需求在维持制造业创新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当需求高度不确定时，仅对制造研发的公共支持不太可能促成企业进行商业上的可行创新。美国国防部门制造创新的主要限制因素就是需求规模。由于国防产品的商业市场相对较小，制造商对具有国防应用的产品进行创新的动力有限，每年巨额的国防资金也难以激发创新动力。制造商在开发和商业转化技术前要等到明确的市场需求，而买方一般会等待产品上市，供求间的信息温差，导致“先有鸡还是现有蛋”的困境。政府通过“创新采购政策”此类为制造商开辟市场的政策，以公共购买刺激明确需求，提供制造商部分未来回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合理预测和实现对产品的需求刺激，才能引领制造业处于前沿地位。

第四，政府支出应直接用于生产效率更高、实际工资更高的国内制造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应以高性能要求为约束，这是政府之手“选择赢家”避免无效和浪费的关键，比如企业单位劳工投入的附加值要高，实际工资要在同行业前三分之一，企业要提供优质的工人培训，以此为高性能的制造企业生产提供激励。要让生产优势突出、最有效率的国内制造商更可能在国内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提供更符合发展趋势的技术研发和劳动力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