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怎样评价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

毫无疑问，1949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在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其中有的失误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前所述，制订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最基本依据，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外来压力的大小，决定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优先发展目标和轻重缓急。如果大国关系处置得当，有些重大失误是可以避免或减轻的。比如，如果50年代不要急于求成，60年代初能够把控好中苏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那么就有可能避免“大跃进”的错误，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也不至于走向决裂和对抗，60年代的中国也不至于同时面临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那么，在制订经济发展战略时，便会把更多的资源倾斜于跟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轻工业和农业方面。

当然，除了外来压力的影响之外，领导层在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和战略思路上随着时间推移所形成的新认识和内部分歧，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战略的调整，其中某些失误也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对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过渡问题，是否过快、过急，甚至是否必要，当时存在争论，但谨慎、务实的一方最终被贴上“小脚女人”和“右倾”的标签而受到压制。“大跃进”时期，为了纠正运动初期的极端做法所做的努力，也因为庐山会议上的争论戛然而止，导致随后的政策更加激进，并且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之后所主持的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整顿，也因为极左势力的干扰而发生中断。

不过，我们要对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评价，必须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当作一个整体加以看待。更为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三十年的成败，应该把它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把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经济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以及在经济和社会各个层面所发生的改变，全面考虑进来，加以综合研判，而不是把它从历史的情境中剥离出来，机械地、抽象地与具有不同地缘政治环境和采用不同发展路径的国家或地区相比。

具体而言，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地区，与发挥了自身“比较优势”，成为新古典派心目中经济发展样板的东亚“四小龙”，不具可比性。

资料图

前者面对来自单个甚至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不得不始终追求国民经济自我维持能力的培育和总体国力的快速上升；后者在军事上受美国及其盟国的保护，可以从直接带来国民财富增长和生活水准提高的低端产业部门入手。

前者的经济建设焦点在于夯实基础和健全体系，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自我持续发展至为关键的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则被摆在次要地位；后者正好相反，以投入最少、创造财富最为便捷的出口导向的消费品生产为起点，继而延伸到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前者在制订发展战略时，不以扩大民众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为优先目标，相反，必须以压缩消费来增加投资，限制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流动；后者却因为消费品生产的扩大和低端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多，直接带来民众生计的显著改善和收入的快速增长。

前者完全依赖来自内部的资本积累，以牺牲国民消费和最大限度地转移农业剩余为主要路径；后者则严重仰赖外国资金和技术，并且由于产业由低端向高端的逐步升级而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而无须以压缩消费和牺牲农业为工业化起步的代价。

总之，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部门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以及支撑这一体系的纵横全国的现代交通运输网络。同时，在国防建设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农业方面，大规模水利建设，已经使全国绝大多数农业地区，告别了频繁发生洪涝和旱灾的过去，并且借助现代农业种植技术的普遍推广，能够确保农业产量的基本稳定和逐年提升。全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普及，以及以赤脚医生为特色的医疗保健制度的普遍建立，极大提高了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居民的总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所有这些，都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所无法体现出来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评估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时，刻意强调改革开放前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低水平这一事实，认定当时的中国处于世界上最穷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行列。他们不愿意承认和提及的是，到7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已经接近100%，初中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在1979年也已经达到了79%，居于所有“低收入”国家的最前面，甚至超过了绝大多数所谓“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已经达到64岁，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仅次于斯里兰卡，同样超过了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1周岁以下婴儿死亡率和1—4周岁幼儿死亡率，在所有低收入国家中，均几乎处于最低水平（仅高于斯里兰卡）。难怪到了70年代，部分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中国视为第三世界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榜样。

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全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反复来袭的政治运动使人们身心俱疲，经济决策的失误也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甚至带来“大跃进”中后期所发生的大规模饥饿和死亡现象。最为重要的是，在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变革浪潮中，作为劳动者的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迁徙和就业的自由，以及控制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的机会。1979年以后所启动的经济改革，便是以归还劳动者这样的权利和自由拉开了大幕。而一旦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之后，借助毛泽东时代所奠定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日渐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便会释放出令世人惊叹的能量和活力。

本文原标题为《历史地认识新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比较优势”论者商榷》，载于《开放时代》2019年第5期。观察者网获授权转载，转载时略去部分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