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美国总统大选终于来到了最后结果揭晓的时刻。

是特朗普重回白宫，还是美国迎来首位女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会不会像2020年那般重燃冲突？如此紧张对立之下，新总统如何解决“合法性”危机？而对于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又该如何期待？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贾敏老师，谈谈他对选情的见解与研判。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见面聊天时，贾老师“打破惯例”，即兴拿起手边正在看的一本书作为引子，从当下美国人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会的氛围聊起，总结出了五个结构性的问题——泛政治化、教育、贸易全球化、社交媒体、黩武主义。

作为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研究者，贾敏老师直言，2024年的美国大选令人颇感疲惫，胶着的选情，跌宕的“剧情”，高度对立的群体，过度饱满的愤怒情绪……都让人们的热情早早耗尽，选举早已进入“苟延残喘”的状态：快点给个结果吧。

但有了结果又如何？存在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无论什么结果都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美国民主的劣化和失灵；现成的机制并不能帮助美国选出一个让大部分人接受、能形成共识的领导人。这是深层次的民主机制问题，不是靠一场选举能解决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美国政治、关心总统大选，但一场大选是否能真的让我们“看见”美国？美国媒体所呈现的美国大选，我们看到的美国大选，还有美国人眼中的大选，其实都不一样。同样的，我们得出的结论，能不能被我们的研究对象客观接受，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对话全文，供读者参考。

图片摄于2024年9月10日两位总统候选人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电视辩论AP

美国社会为何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2024年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即将到来，首先想请您宏观性地聊聊对于这场大选从“开打”至今的观察体会？

贾敏：谈及2024年美国大选，我想从最近阅读的一本书谈起：这本书名为《How to Know a Person：The Art of Seeing Others Deeply and Being Deeply Seen》（直译为：怎样才能认识一个人：一种看见与被看见的艺术）。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意见领袖大卫·布鲁克斯的最新作品。

大家脑海中本能地会跳出一行字：这会不会是一部心灵鸡汤式作品？的确，该书用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当代人士应如何去发现、洞察、理解自己和他者，以及如何进行自我疗愈。而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想把该书的主题，引申到美国大选。

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的人并没有被同处一个社会的另一群人看见，甚至从未有机会被看见；同时另一群人也无意、甚至厌恶看见他们。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同处一个空间，同处一个国家，却彼此不愿看见，相互憎恶。

布鲁克斯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当今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泛政治化的漩涡：公共事务，从教育、文化、生活、到经济、外交等，都在泛政治化。

政治原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聚焦公共决策，关注重大国计民生，公共属性强。但今天的美国政治已成为利益集团或某些特定议题的附属品，本该有的公共属性正在褪去。

他还发现现在的美国人非常易怒，这里面既有经济问题，也有心理问题，这些易怒的人又非常热衷参加政治。这个人可能在生活中是个“loser”（失败者），对现实极其不满；越是不满，往往越喜欢参与政治，因为政治活动提供了表现与宣泄的渠道。社会中的戾气、不满，能在政治中找到很好的发泄口。他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有些人被特朗普的MAGA所吸引，也有被身份政治的氛围所感染。换句话说，政治把美国社会中的负面情绪吸收进去了。政治本身的公共属性越来越淡，而个人属性越来越强，这就导致政治决策越来越缺乏公共意义。

因此今日的美国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右翼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左翼运动不亦乐乎，但内核是美国社会在心理层面出了大问题。

观察者网：为什么人们变得易怒、社会上充斥着失败主义情绪？美国人的生活、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贾敏：布鲁克斯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教育。过去五六十年，美国教育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精英教育，或者说优绩主义的全面铺开。大学里面除了教你完成一篇漂亮的、充满注释的得体文章外，其他什么都不教，既不会告诉你人生道理、生活经验，也不会教你如何跟别人交往，人们不知如何安抚他人。教育成了一个博取功名、实现阶级/社会地位跃升的有用工具。当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精英，而这批人恰恰占据了社会的中上层，时间一久就会成为大问题。

前面提到的是“P”（Politics）——政治问题，这个是“E”（Education）——教育问题，另一个就是“T”（Trade）——贸易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与产业链外移导致经济结构变迁。这三个问题大抵构成美国困境的现状。在布鲁克斯看来，前两者的影响更深。

作者的立场也很简洁，即美国需要再次道德化，增强人与人的沟通，加强社群的力量，重视对个人的抚慰，美国需要疗伤等等……这些建议其实是非常文化保守主义路径的风格。

作者最打动我的，是他拿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故事：他的发小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最终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作为畅销书作者的布鲁克斯，自诩对社会、科技、社科等话题信手拈来，侃侃而谈的建制派精英，却根本无法阻止友人走向终点。这种情况让他产生深深的挫败感，知识分子似乎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为最亲近的人指点迷津。他开始扪心自问，你究竟能看到别人多少，你所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实的他者，或仅仅流于表面。

那么回到美国政治，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美国政治，关心总统大选。但我们真的关心美国吗？我们真的能看见美国吗？我们得出的结论能不能被我们的研究对象客观接受？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观察者网：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东西，无论是你想让别人看到的或是很多表象的、肤浅的、甚至错误的，通过互联网这道工具的发酵，更加加深或固化人们的刻板印象，让人以为这就是真相，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贾敏：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有利有弊，关键在于个体有没有一种正向的驱动力，如果只是被动地全盘接受，形成一种类似于“被投喂”的方式，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中，我们的情绪就被控制了。像是自我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等等，久而久之会慢慢丧失。社交媒体将人群部落化，并不断将其固化。

最近跟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记者聊天，他的观察是现在记者能力在大幅下滑，一线采编能力下降，有些直接对其他媒体网站的内容稍加改造编辑就发出去了，但假如你引用的第一手原材料都是假的，你自己都信了，再传播到二线、三线会变成什么样？这种虚假信息、谣言的内循环会造成一种很糟糕的现象。当然，有经验的老媒体人的流失也是造成新闻业质量低下的病因。贝索斯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其实也再次自证了这个困境。

观察者网：可是在美西方社会，新闻媒体被视为“第四权”，如今它是否还担得起这个名号，尤其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冲击下？您前面提到政府对信息的操控，这一点在美国如何体现？

贾敏：美国媒体与第三方机构在过去几年中对新闻事实的核查次数与力度，前所未有得高。反过来说，虚假新闻的泛滥，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难以根除。再往上说，在后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政府都在严控虚假消息的传播。但悖论是，你控制得越多，大众的分辨能力似乎变得愈弱，社群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假新闻的传染与蛊惑。接着前面的话题，这正是美国社会的第四个问题，社交媒体的部落化。

第五个问题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黩武主义”，在伊拉克、阿富汗、中东等问题上，美国始终摆脱不了军事干涉，背后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

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精英和美国外交，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传播度非常高的米尔斯海默和杰弗里·萨克斯的对谈中，萨克斯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印度将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想法，只会出现在华盛顿某些人的梦里。因为这是华盛顿的另一种幻想，他们应该拿本护照去看看世界，了解一些东西。这些人是我在华盛顿的挂科学生，因为他们不听他们教授的话。”萨克斯的这段话，是不是也指出了美国政策层的另一个问题，即华盛顿的精英官僚、分析决策者能力滑坡？这跟您前面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是不是并列存在的？当然，这种现象可能不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也是如此。

贾敏：你提到的这一点，还可以联系到前面提到的美国教育问题。试想美国的外交官，通过写几篇论文，参加几个讨论，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走上外交岗位，那一定会出大问题。因为他们习惯了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让这样的人去做政策制定，一定是纸上谈兵。

美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只会高谈阔论各类理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集权主义，你让这样的人去写政策文件，当现实跟想象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削足适履，通过扭曲现实以符合理论的权威。

美国是一个具有深层价值观的国家，如果跟现实不符，那就按照我的价值认知去写，正如我们当下能在现实中看到一些美国政客、官僚或智库所说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市场有多大，它无法改变自己”……类似这些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他遇到问题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只会说这有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出在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外交精英，但他们缺乏研究现实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大的现状。至于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精英，那就要回到前面说的优绩主义。

政治劣化，华盛顿的空气已经变了

观察者网：如果从您的观点延伸开来，就是现在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和政客在逐步劣化，或者说让人有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贾敏：“劣化”这个形容很好。过去我们看到的老一代政客，像尼克松、约翰逊、老布什等等，要么是谦谦君子，要么极富政治手腕，鲜明个性是他们身上共有的标识符号。

但今天的很多美国政客都是在媒体这摊浑水里成长的，塑料感很强，表演欲很旺，但手段大多不高明，立法与治理的能力大不如往。当然，特朗普算是一个例外，有个人识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