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确实，背后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特朗普执政四年的问题，而是长久以来的问题，美国是否真正有能力去处理类似选举危机或宪政危机？

贾敏：我们谈了比较多选举当中存在的因素，但是这个问题得放置在更长的时间线索上来审视。这里不妨推荐一本曾经备受追捧，见解深刻，且至今仍有借鉴启发意义的书，出版于1997年的《第四次转折：美国预言》。作者威廉·施特劳斯与尼尔·豪都是出生于上世纪“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 Generation），是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美国专业人士，以研究美国社会的世代交替和社会演进而闻名。

《第四次转折》就是两人合著，至今仍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当年美国政坛的尔·戈尔与纽特·金里奇都不约而同推荐此书。而今日的右翼激进人士和民主党左翼阵营也都以各自方式从本书中汲取营养，前者代表非史蒂夫·班农莫属，而后者则以未来20年美国选举人口分布将以蓝胜红、宣告民主党长期执政阶段的出现。

简单来说，这本书以一种历史分期论（period）与大历史周期循环论的方式来阐释美国历史，认为从新世纪以来，美国进入了第四个历史周期的最后阶段，所谓的第四转折期，也被称作危机期。在这个阶段，当下美国所处的“美国世纪”周期处于最为危险的状态，美国精英和民众在选择如何自我改革、如何走出危机困境，将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各种问题和状况都会显现，并以最为激烈和白热化的方式展开，内战与对外战争都是作者所提出的选项。

作者所提的美国历史的四个大历史循环周期，分别为美国革命周期（1720—1780），美国内战周期（1780-1860），美国强国周期（1860-1940），和当下所处的美国世纪周期（1940-至今）。按作者的说法，每个周期持续时间大约为80-100年，每个周期将出现四个鲜明分期，分别为高涨期（第一次），觉醒期（第二次），解体期（第三次），危机期（第四次），每个分期为20年左右。

那么按照作者的划分和预测来看，2020年左右恰恰符合危机期的最后收尾阶段。在上两次循环周期的尾部，美国分别通过一场惨烈的内战（南北战争），以及一场介入全球霸权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式，走出了前两个历史循环的低谷。美国内战使得美国这座内部割裂的房子在浴火后得到新生，战后的重建与镀金时代让美国搭上大国崛起的快车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在道德上被赋予“完美战争”的称誉，美式资本主义内部危机以扩大产能和实现劳资缓解，通过获取世界霸权来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形式得以实现。

美国内战后的北美大陆诞生了具有美国哲辨思采的实用主义哲学，其审慎、实践、经验性判断的思想气质影响至今；二战后美式自由主义同样确立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只不过按作者的划分边界，如果思想也如生命那般，有春夏秋冬和衰败可能，那么当今的美式自由主义的确身处悬崖边上，摇摇欲坠。

但本书至为精彩的内容并非对历史周期进行机械划分，而是基于美国社会文化和思潮的嬗变更替，对美国社会不同世代人群的自我描述和身份定位，相当有趣。以两位作者所属的婴儿潮世代为例，这代人被赋予了“预言家人格”类型。什么是预言家类型呢？简单说就是这代人永远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循环周期的开端，他们所接受和耳濡目染的美国社会和价值观正处于它的上升繁荣期，执着于美好明天和乐观心态是这代人青年时期的共同烙印。

理解这点并不难，婴儿潮世代身处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和社会进入繁荣稳定的爬升期，所谓的和谐共识年代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主流文化的写照，童年世代的美好将影响这代人的一生。

但是婴儿潮世代童年时候所经历的美好，与迈入成年后碰撞的觉醒期（60年代反主流文化和反战社会运动），进入中年时候遭遇的解体期（80年代以降美国政治极化、意识形态分野与文化战争的兴起），让这代人倍感失落失望；当这代人进入危机期（21世纪至今），目睹国家的价值观紊乱和各类道德体系的解体无序，同时因步入老年期，积累的大量财富和资源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一场由社会内部危机积累所引发的总混乱就将拉开帷幕。在这个时代，婴儿潮一代虽已步入老年阶段，但恰恰是他们抓住机会，在政坛上掀起新的波澜。

两位作者在《第四次转折》中非常隐晦地谈及，婴儿潮时代的人物在危机阶段，有可能肩负历史和时代使命，把美国带出危机期，曲折反复后走向新的复苏高涨时刻，开启美国历史的新纪元，但也有可能把美国引向自由坠落式衰败，并以一场对内对外战争的形式终止一切，在未来某个原点时刻重启美国。

介绍到这里，我想读者应该自然领会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和人物，以及在当下的某种令人惊奇的准确和预见性。

抛开这本书的很多结构性缺项，如没有扎实的人口统计数据和社会理论模型，仅仅依靠历史文化和人物思想填充历史图谱，此书给予我最大启示的并非两位作者的预言准确与否，而是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个具有优秀教育素养、强烈忧患意识，时刻思考美国未来走向何处，并怀有深刻共情能力的智识群体和读者群。

在他们眼中，面临“凛冬将至”的美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人物，无论是通过治愈而复苏，还是因毁灭而走向新生，通过确定性的预测来实现国家命运重回正轨，唤起美国不同世代的民众团结与弥补分歧的自觉意识，尽管有时显得颇为幼稚和反唯物主义，但这恰恰是美国社会内部自我觉醒能力的体现，并且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确实都走出巨大的危机而实现了新的飞跃。

那么，对于理解当前美国危机，以及共处世界舞台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或许可以提出我们的方案。 首先从以濒临末代的美国世纪周期而言，美国解决自身困境，寻求超验突围的方式，可能无非两种：一是特朗普现象继续寄生于美国政治，内卷化美国政治，最终以内部冲突的形式而终结；二是以外在冲突、对外战争方式，让美国公众获得共识，团结起来。这一点确实不能排除，尤其是联想到目前令人担忧的中美剧烈竞争与冲突。此处我们应该深思，究竟是中国迅速崛起，不可遏制的百年变局机遇期，还是大国间竞争、崛起与衰落的一般性规律，亦或是因美国自身发展困境所诱发的外部溢出？

中美之间未来如果发生重大且致命的冲突，根本诱因是美国要寻求自身的政治变革、价值变革和经济社会变革。也就是说，班农等右翼人士眼中的中美冲突，是实现美国伟大复兴，伟大复苏的献祭品，通过牺牲和毁灭中国的发展机遇来实现美国的新生。且不说这种推演论调何等荒谬，简单而言，我们是不是要成为美国复兴的垫脚石？我觉得所有中国人都会坚定持反对意见。

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道路，要避免滑落和陷入成为美国政治文化周期的轨道中，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清晰美国自身面临的困境，也要想办法让美国民众明晰，避免形成错误的价值共识，避免中国成为美国自我调整嬗变的消极外部因素。未来美国克服内部危机需要的是一场内战，而不是一场中美冲突。为此，我们要做好积极对美传播与沟通交流工作，无论当下遇到怎样的困境，背后都是中美两国民众的长久福祉。

我觉得，2020年对于世界诸大国而言的考验，特别是对中美两国，分外特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中国的年轻世代，如90后、00后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中间力量，他们身上的新时代爱国主义特质与我们当下正在纪念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形成了跨越一个甲子的情感共鸣，一个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一个在没有硝烟的病床，这两代人都得到中国民众最广泛的认同和尊崇，这种强大的共识源泉也正是中国能够克服前行中各种艰难险阻的最大动力，可以说危机促成了共识。

反观美国，当他们面临危机的时候，世代间的隔阂与分歧理应得到修补，但我们所看到的是撕裂和极化，这恰恰是解决危机所需要的时代共识。因此，重读《第四次转折》，不仅意味着我们重新理解美国，也能回望而重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图景，对此我多了一份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