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发放现金的成本更低。随着科技的进步，电子支付让转账变得普惠、即时、便捷，大部分都有能力在网上收款，这让现金成为最容易进入灾区的资源之一。不过，过度依赖互联网的支付系统有其额外风险，灾区一旦断网将面临新的瘫痪。这确实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在发放现金时，需要适当拓宽收款渠道，银行账号、移动支付、纸币和消费券之间有所调剂，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各大险企成立重大灾害应急小组应对河南暴雨灾情，合计接到报案已破两万笔，九成以上为车险报案。（图源：视觉中国）

关注被忽略人群的心理健康

自然灾害是对全社会的心理健康的考验。当家庭流离失所、家园和农田遭到破坏、身边的人下落不明，当地人出现抑郁、惊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焦虑症等情况的概率会上升（Shultz, 以及其他人 2013）。而灾难的到来往往是让人毫无准备的，因此对于心理的影响更加剧烈。在灾难中经历了失去亲人等情况的人常会陷入深深的不安全感、甚至逃避现实，这些痛苦是常人很难想象的（Makwana 2019）。

心理学界普遍认可心理学家Wind和Komproe发现，在灾后地区，当地社会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越低（Wind 和 Komproe 2012）。这意味着哪怕在同样的灾难面前，人的心理健康也会受到教育水平、收入、社交关系、家庭状态等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掌握较少社会资本的群体的面临灾后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捐赠人应该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不要自发前往灾区

对大众来说，不要轻易去灾区进行志愿服务。灾区情况多变，能做到“不添乱”已经很不容易。偶尔会有人抱着“能帮一点是一点”的心态，希望到前线做一个救灾志愿者。但如果你缺乏特殊技能的话，灾区前线很可能并不需要你。在2010年的海地地震时，两位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志愿者自发飞到太子港机场，准备贡献他们的力量。然而因为地震导致当地交通瘫痪，他们连机场都出不去。在没有食物、住所、生活基本补给的情况下，他们最终不得不寻求当地NGO的支援，反而占用了留给当地人的资源（Aleccia 2010）。

比去志愿更糟糕的是去现场“凑热闹”。河南水灾之后，灾区现场有许多“网红”、明星涌入，以个人身份“发放物资”，同时进行网络直播。多个救援队投诉这些外来人士阻碍了交通和救援任务，还只身乘坐救援船、带一条拍摄船深入灾区，给现场造成很大困扰（耿 2021）。这是必须要杜绝的。

同样的建议也适用于公益组织。救灾是件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事情。无论在救援、物资分配、医疗服务、基础设施重建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产生积极作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激发了国际社会的一波公益热情，但是当400多个非政府组织一同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市的时候，一场对资源、人员和捐款的无序竞争随之而来。且其中许多NGO从未参与过救灾，缺乏相应的经验和能力。这次乱象最终迫使NGO和国际红十字会共同出台了“半球标准”（Sphere Standards），规范了NGO在救灾中的行为（Glasser 2008）。

用心关注，用脑捐款，主动了解

想捐好钱并不容易。公益捐款是笔社会投资，目的是为第三方带来价值，这其中需要对诸多学科有良好理解，同时有资本、有耐心、有战略，撬动最有社会回报的杠杆。

要找到好的公益项目，首先需要主动出击。如果等到公益项目来找你，那你大概率遇到的是一个善于营销的项目，而不是最好的项目。就像投资需要认真甄别，公益项目也是一样，只不过区别在于，投资是为自己创造回报，而公益是为社会创造回报。

你应该主动质疑公益项目的有效性。既然要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支持一个公益项目，我们自然要谨慎对待这个决定。项目究竟有什么依据证明是可行的、有效的？是什么很打动我？我们不应该假设公益项目是有效的、可信的，替公益项目去脑补情节，而要通过质疑、质询来获得信息和项目方的解释，从而判断项目的质量。目前在筹款的公益项目普遍信息披露不足。无论在支付宝公益还是腾讯公益上，打开筹款的救灾项目，文字描述上都是开头一长串关于河南水灾的描述，附上一个涵盖项目物资的预算表格和一些实施活动中的图片。一个优秀的捐赠人应该在这时心中打很多个问号：

• 项目预算的金额和物资种类是如何定的？
• 项目方将如何在河南当地开展工作？
• 有哪些合作伙伴？
• 它为什么值得信任？
• 公益组织是否有相关经验？
• 如果项目实施顺利，能在当地产生什么作用？
• 如果项目有余款，将如何处理？

灾情到来，争分夺秒，所以信息还来不及公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情况。但如果项目筹款的目标是3000万、5000万这样庞大的量级，那项目介绍就不应该只是在介绍洪水的情况。捐赠人有权利知道更多细节，公益项目也应该更好地披露信息，对捐赠人负责。

7月21日下午，面对河南暴雨的灾情，鸿星尔克官方微博宣布，通过郑州慈善总会、壹基金紧急捐赠5000万元物资，驰援河南灾区。（微博截图）

三、结尾

灾难往往可以通过破坏力激发起人类社会利他的属性，让原本陌生的群体走到一起，并肩作战。

但灾难其实并不少见，而且充斥着日常生活。2019年，全球有2.4万人死于各类自然灾害（Societies 2020）。相比之下，该年有152万人死于腹泻、120万人死于肺结核、67万人死于艾滋病、41万人死于疟疾，而这些问题都已有极具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在中国，中国约有300万的视盲是因白内障导致的，而考虑到医保的部分报销后，复明的成本往往只要1000-2000块（李，以及其他人 2021）。

救灾是运动式的公益，而公益是常态化的“救灾”。救灾只是公益的一种表达形式，其目的与所有其它公益活动一样，都是为了挽救生命、带给人希望。一次水灾可以筹款30亿、40亿，因为水灾是有形的，它伤害了人们的生计并且抓住了公众的注意力。但其实无数个个体的灾难每天都在发生。那些已经具有成熟的医学手段、可以轻易改善生命质量、但因为缺乏资源而不得不忍受病痛的人们，难道不应当获得我们的关注和照顾吗？

公益捐款并非儿戏。每一份善款都是一次改变生命的机会，每位捐赠人都在用行动和资源决定着这个社会中谁会获救、多少人会获救、社会在灾后应该变成什么样子、社会重建应该如何完成。捐赠人切勿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但必须要正视自己作为资源分配者的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大。大额捐赠人要对自己的影响负责，不流于捐款行为本身。我们捐出的每一分钱，都应该遵循最美好的初衷、依据最理智的思考、借鉴最缜密的知识、通过最合理的渠道、来自最道德的来源，这才不辜负社会和受助者对捐赠人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