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何流】

在当今社会，救灾往往发生在一个高度敏感的环境中。一旦有灾害发生，企业和个人会立刻调动资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公益组织会立刻行动，体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道主义精神。公众期待问题得到最快的解决，并准备好问责任何导致伤亡的人为因素。政府则是如履薄冰，一方面需要快速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又要应对排山倒海般的舆论，而每一个行为都可能被互联网的声浪放大无数倍，成为新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敏感、冲动、不可预测的情况下，有效的响应是极其困难的。政府和舆论或许会塑造一个“不计成本挽救生命”的形象，但在现实中，“成本”有时都不是第一限制因素。灾难发生后的48小时是最关键的窗口期。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要准确判断情况、识别真实需求、临时动员和协调大量资源、提供有效的援助。受灾人口需要得到立刻救援和外伤照护；安全的饮用水需要第一时间到位；有关部门需要建立可靠的疾病监控系统，以防突发的传染病扩散。这些都不是简单地靠花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一名交通警察用一条绳子帮助居民过洪水湍急的街道。（图源：路透社）

正因为这些诸多问题，世界银行的疾病控制优先报告将救灾描述为“效率最低的卫生活动之一”（one of the least cost-effective health activities）。报告称：

国际社会愿意花费数十万美元去营救一个在外国废墟中的受害者，这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团结。然而，这也提出了一个伦理问题。当灾难过去、注意力转移时，哪怕是少量的、可以挽救数万生命的资金也无法到位... 紧急卫生干预要比平时的卫生活动更加昂贵且低效。临时和冲动的情况自然有更高的成本。多种因素 - 对外来医护人员的优先使用，紧急部署和空投食物、水和其它原本当地就有的物资，以及一种采取激烈手段的倾向 - 让救灾成为效率最低的卫生活动之一。 （Goyet, Marti and Osorio 2006）

社会在救灾时常常会有一种“不顾一切”的态度，这挤压了公益的理性空间。拿企业为例，在各方压力的裹挟之下，企业们往往会进行“攀比式”捐款。B站捐2000万、小米捐5000万、百度捐9000万、字节跳动捐1亿、阿里巴巴捐1.5亿。连被大家认为快要破产的鸿星尔克也承诺捐款5000万。

有高涨的热情是值得鼓励的，但企业在捐款时是如何决策的？是否严谨地思考过如何捐款最有效果？公司是否有能力对灾区需求做出准确判断？有多少捐款是老板拍脑门决定、没有咨询过专业意见的？因为公开信息披露极为有限，外界不得而知企业最终的捐赠是否兑现、将用于何用、起到多大影响。但根据已经披露的信息，我们很难对企业捐款的效果感到乐观。

任何在此时讲“效率”和“效果”的言论，都有可能被一句“不能落下任何一条生命”、“要不惜代价地挽救生命”或“顾不上想、先做了再说”这样的口号所淹没。对很多人来说，如果大水漫灌般救援可以解决问题，为什么还需要精细化的思考来提升每一笔捐赠的质量？

这种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利于更有效的救灾手段的推广。对上面的问题，答案自然是，大水漫灌不解决问题，因为大水漫灌很可能灌偏。

一、实物捐赠，往往是给灾区添乱

在本次河南水灾中，大量的企业和个人在捐物资。然而许多捐赠人在捐赠实物时，既没有当地需求清单，也没有自家库存清单。大灾一出，许多人会拍脑门地认为“灾区人民需要衣服”、“灾区人民需要药”、“灾区人民需要帐篷”，然后自发捐赠许多自以为对方需要的东西，数万箱矿泉水、牛奶、面包、方便面、旅游鞋、干果向灾区滚滚而来。这样的做法不光忽略了受助者的真实需求，还给灾区增加了麻烦。

灾区的需求往往很精确，需要某种衣物、某种药、某种帐篷、某种生活用品，并且需要高质量的物资。日常用品和二手衣物很可能不满足灾区需求，至于零食、汽水、罐装食物更是种浪费。许多受助者在获得实物救助时会选择转手。在伊拉克，70%的叙利亚难民会通过买卖的方式将受赠物资转化为其它他们更需要的东西（Institute 2015）。考虑到当初捐赠这些物品所花的物流、仓储、分配成本，还不如当初直接为受助者提供现金，让他们在当地市场上购买所需物品。

直接捐实物的本意是好的，为灾区补足稀缺的物资。但是，灾区仓储紧张、交通瘫痪、需求分散，缺乏协调的实物捐赠是救灾中的一大忌讳。在雅安地震时，大量社会车辆涌入，结果堵住了救护车，阻碍了72小时黄金时间的救援（涂，以及其他人 2013）。在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时，斯里兰卡的哥伦布机场在两周之内降落了288架未提前规划的货运飞机，装载着来自全球的捐赠物资。然后，这些全球的民众和企业自发捐赠的物资很快就占据了跑道、库房，同时在数月内无人问津。深陷灾难的地区在无用、缺乏协调的捐赠物资的堆积之下，反而成了全球废物囤积场（Thomas and Fritz 2006）。

河南郑州暴雨（图源：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