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宾】

一、 前言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规则和信用是国际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也是国际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提”。“一带一路”以发展为导向，法治不仅不会限制发展，而且有利于高质量发展。法治化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要求和显著标识。法治还是国际交往的共同语言，“一带一路”法治化有助于东西方世界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一带一路”全球化。

学界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由“法即硬法”到“法是硬法和软法的混合法”的发展过程。诚如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开拓者罗豪才所言，“当摆脱了国家强制力的束缚后，法的视野就豁然开朗了”。在国际法治领域，软法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新形式，拓展了国际法范围，发展了国际法规范，提升了国际法影响力。软法与硬法一起，成为国际法治的重要载体和表达形式；软法甚至成为“在全球各重大领域内的人类实践充分展现的总格局、新趋势”。

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中华文明气质。中华文明提倡政府引导，推崇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中华文明具有包容属性，鼓励各利益相关方自愿参与，且参与形式灵活；中华文明注重实效，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并重；中华文明强调渐进性，不作预设，在动态调整中总结发展。中华文明崇尚“和合”，强调合作、注重和谐、淡化对抗。软法的达成以协商一致为原则，与中华文明的气质具有内在一致性。以软法思路推动“一带一路”，是中华文明对现代国际法治的重要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经过多年发展，初步形成多层次、立体面的宏大治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挥牵头抓总作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供多边合作平台，联合声明、合作倡议、谅解备忘录、多利益相关方协议、专业标准等数量众多的软法文件作为规范基础。“一带一路”软法治理思路渐趋明晰，在理论层面提出“一带一路”软法治理体系，条件已经成熟。芮沐先生曾说，“法律不好，人家如何敢来？”构建一套完善的法律治理体系，可以有力保障“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

2017年9月15日，在山东省威海港，首列由山东威海港直达德国杜伊斯堡港的中欧班列发车。 新华社 发

二、“一带一路”与软法原理

国际合作的法律形式，可以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条约形式，也可以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软法形式。“一带一路”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尚在不断扩张的“软法”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通过颁布和商签各类“软法”文件，国际法主体表达对“一带一路”的认可与支持。

“一带一路”之所以选择软法形式，主权是主要考量因素。国际法的本质是各国同意让渡主权，软法有助于保留各国政策空间。选择软法的另一个原因是“一带一路”的不确定性。“一带一路”具有全新、复杂和变动的特点，各国在无法确定其国际承诺后果时，倾向于接受软法。

软法有三个方面的立法技术优势。第一，软法不产生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义务，因此避免征询本国立法机关的意见，也无需对外公布协议文本。政府在保密状态下谈判，不受外界干扰，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及效率更高。第二，软法立法语言通常比较原则，以宣示和倡导为主，不急于厘清细节、形成具体义务。首先建立互信，为进一步合作留有空间，体现渐进式谈判策略。第三，软法不需要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来解释和管理协议，既节约了经济和时间成本，也保留了参与方的自主权。

在逆全球化抬头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社会通过条约展开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此时柳暗花明，软法的独特作用和优势凸显。要知道，法律拘束力从来不是规则得以实施、目的得以达成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规则得以实施，混杂着其他非法律的因素，比如现实利益判断、寻求对等待遇、出于声誉考虑等等，“法律只是政治话语的延续而已”。各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选择软法形式，有效避免来自国内外的政治掣肘；一些游离在“一带一路”之外的国家，也通过与中国签署软法协议，实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三、“一带一路”软法体系

据“一带一路”官网统计，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本文主要研究中国政府与各类主体（含外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港澳地区，国际组织，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签署的软法协议。除此之外，中国政府单方颁布的“一带一路”软法文件，例如“一带一路”领导小组颁布的文件，考虑其在“一带一路”治理体系中的顶层设计位置，也纳入本研究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