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对于想要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您有哪些建议？

张俊杰：对于希望进入绿色金融领域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我的建议是首先认识到绿色金融不仅是传统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和噪声污染等环境问题，也关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新兴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渗透到各个行业和领域，会在长期带来风险。

因此，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个行业都有与绿色金融相关的抓手。进入绿色行业并不意味着只限于末端处理领域，而是每个行业都有实现绿色转型的潜在途径。对于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来说，关键在于在他们关注的投资领域中找到这些绿色抓手，并探索如何进行绿色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改造。

中央政府一直在强调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的转型，这为投资者提供了方向：投资者应该寻找可以利用的机遇，并思考如何运用绿色金融工具来寻找机遇以规避风险。相比于盲目地追随某些特定领域的绿色投资，更有效的方法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探索绿色化的可能性。

5、碳排放方面，发电、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造纸、航空等8 个行业占到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5%左右，而目前碳排放市场只有电力行业被纳入，不过2 月份生态环境部表示将会首次扩围，您觉得哪个领域或者哪些领域会被率先纳入到碳市场？

张俊杰：我认为贸易依存度大、受国际供应链影响大、和有国际融资需求的行业，应优先纳入全国碳市场，因为他们的外来竞争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面对碳边境调节机制，急需建立有效的碳足迹管理体系，以便确保这些行业在面对国际市场的竞争时能够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6. 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外界认为该文件在问责方面比其他国家走得更远，您如何看待这个文件？

张俊杰：《条例》的颁布，对全国碳市场交易有法可依，有效地解决了目前我国碳排放交易的挑战。首先，碳排放数据及相关企业信息的获取性，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政策效果的量化。为了改善这一现状，我们需要在碳排放监测技术、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以及碳市场核查机制方面设定更高的要求。其次，控排企业可能存在履约责任难以落实、惩罚力度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企业需要建立相应的内部质量控制和监管体系，并建立外部核查机制，以保证及时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最后，国家各级部门之间的高效协作和常态化沟通能够增强碳市场监管的完善性。在完成减排目标的同时，也能进一步发展市场的金融属性，这一方面则需要金融部门的大力支持，拓展金融产品，稳定市场风险。《条例》的发布将极大改善上述困境，例如条例将强化重点排放单位主体责任、要求企业制定排放数据质量控制方案、加大处罚力度等。

7、您觉得特朗普上台后对全球气候治理合作有什么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另外对今年的巴库气候变化大会COP29将在阿塞拜疆召开，您有什么期待？

张俊杰：中美气候合作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国共同推动了全球气候议题，对于《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全球气候治理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在气候政策上的不稳定性，导致中美气候合作并非一帆风顺，时常出现波折。中美气候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然存在磕磕碰碰。我们对于美国联邦政府层面气候政策的反复无常，始终保持着预期和准备。

与此同时，中国的气候政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性，不再受外界影响。这是因为我国在气候友好产业和低碳产业方面已经具备了强大的竞争力。例如，在制造业、低碳创新业以及气候投融资领域，我国都拥有强大的内生驱动力。我们不再仅仅出于外交需求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而是更多地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无论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气候政策如何变化，我国都将稳步推进自身的气候竞争力和低碳产业的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最终要解决的是两大关键问题：一是技术的来源和创新，二是资金的筹集与分配。为了有效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希望推动低成本减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并实现这些技术在全世界的大规模部署。然而，当前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全球气候合作构成了障碍，特别是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因此，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和大会应当致力于更好地协调这些问题，避免地缘政治的干预，确保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