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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2015年，刚刚实现财富自由的王俊文，还是念念不忘要打造一家“中国强生”的梦想。

宽岳医疗就这样诞生了。

“自主研发，做自己的公司”，她当时想着，“多少钱咱都不卖”。

但考虑到人工关节领域的特殊性，对中企来说，这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民营骨科器械公司们，确实已经开始研发和销售一些关节产品，但是，技术研发自有规律，整个过程要经历多个阶段的论证，从实验室数据，实体实验数据，再到临床数据，直到最后产品定型，形成一个成熟的可靠性非常好的产品，才能到市场上去销售。

更重要的是，像迈瑞、东软等优秀中国企业在其他医疗设备领域过去走过的路子，在人工关节产品上是走不通的。

迈瑞从监护仪起家，东软集团1997年研发中国第一台CT设备，他们都是从低端市场做起，以价换量，通过下沉市场一边“农村包围城市”，一边锻炼队伍，一边进行经验和技术积累，逐步向高端发展。

植入人体的人工关节系统

但人工关节不像外部设备，甚至不像同为骨科的脊柱创伤器械，它更像是一个“器官”，植入病人体内后，伴随病人一辈子不再取出，这才是理想状态。这意味着如果研发不过关，不能从一开始就达到很高的质量水平，会对病人和家属带来不可逆的伤害。

有业内人士指出，品质不过关的产品植入患者体内，可能2-3年以后开始松动，3-5年以后就要重新做一次手术，拿出来翻修（即所谓手术失败）。更严重的问题是，人工关节的翻修最多只能做一次，因为初次手术是需要截骨头的，翻修还需要截骨头，不可能多次翻修，按照过去的材料学水平，一个关节即使翻修了，最多只能再用10年，病人10年后怎么办？在这个过程中，病人的痛苦，以及相对应的医疗成本是非常高的。

还有一块是看不见的信用成本，一方面，品质不过关的产品在上述使用过程中，积累的信用是负面的，很多医院由于使用了这些产品，伤害了医生和医院的口碑，他们之后就再难接受这个品牌；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研发过程中会“借鉴”一些外国成熟产品的设计，产生巨大的知识产权风险，也让一些使用过这些产品的中国医生在国际交流中抬不起头来。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很多企业在研发过程中，就支付着这些高昂的“学费”。

宽岳想从一开始就绕开这些坑，“说白了，当时在全中国，找不到符合我们要求的研发人员”。

想来想去，他们决定去美国做研发。

这是前无古人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本土的骨科公司去美国建研发中心。

碰壁是当然的，在美国，王俊文和宽岳是名不见经传的nobody，却要信誓旦旦地招募全美最优秀的骨科关节研发工程师，谁认识你呢？

“我们找了4个猎头，花了老鼻子的钱”，王俊文回忆，“确实面试了一些候选人，但绝大部分都是lemon，多是二三流的，为了高薪过来的人，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的志向是和‘四大’竞争，如果从源头研发就不行，怎么竞争？”

4

转机来得很突然。

美国骨科泰斗罗斯曼教授（Dr. Richard Rothman）突然打来电话，表示想见一下王俊文。

这是一位真正的行业大牛，美国年轻医生如果能跟他握一下手，都会觉得荣幸之至。

全美曾经评选过100位对人类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医生，他是上榜的唯一一位骨科医生，也是多届美国总统的骨科私人保健医生。

他一生从事过超过20000次全髋关节和全膝关节置换手术，他参与设计的史赛克 Accolade 全髋关节置换系统，是史赛克的王牌产品，亦是世界上最著名和应用最广泛的髋关节置换系统之一。

他同时是全球最大的骨科单体连锁医院罗斯曼骨科研究所（Rothman Orthopedic Institute）的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国内著名医院曾经想送一名优秀临床医生去罗斯曼研究所进修，排队一等就是三年。

美国骨科泰斗罗斯曼教授（Dr. Richard Rothman）

罗斯曼教授的邀约让当时的王俊文既荣幸，又惊讶。

多年以后聊起来，才知道是凯斯特博士在行业内消息灵通，跟罗斯曼聊到了这一小群志存高远的中国人。

罗斯曼教授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在见宽岳以前，他已经连续10年，每年都来中国。

这源于教授对一个课题的长期思考：

第一，以新加坡为中心，飞行时长6个小时之内的半径，可以覆盖全球80%的60岁以上老龄人口，包括中国、日本、印尼、越南、印度等等人口大国，以老龄人口基数而言，世界骨科的中心一定会从欧美移向亚洲，尤其是14亿人口的中国；第二，以中国的市场需求、中国人的勤奋聪明加上工业基础，尤其再加上中国骨科医生的学习能力和迅速积累的手术经验，绝对是未来的骨科大国。

但是在这之前，有一个问题绕不过去，那就是中国人无比熟悉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这不仅是一个困扰中国人的难题，而且是一个全人类的难题。

英国NHS覆盖面广但资金缺口始终存在，系统低效饱受诟病；美国医疗支出占GDP的18%，但公共医疗体系始终广受诟病，公共医保覆盖率仅16.3%，商业保险费用高企，试图扩大公共医保范围的奥巴马们屡败屡战。

这甚至不是一个医疗系统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指出，持续上涨的医疗占比，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内部的一个癌症，它的持续长大挤压了帝国肌体的各个正常器官，使得美国的联邦公共部门欲振乏力。就其政治根源，在于美国政治体系中排名第二的游说势力制药业和第一大游说势力金融业中的保险机构，双方共同努力让药价持续升高至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在罗斯曼看来，当今美国的骨科四大巨头，虽然品质上有保证，却无法降低价格，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医保体系，能够负担起老龄化带来的巨量关节置换成本，这关乎人类福祉；另一方面，他通过在中国10年的观察，发现中国公司的成本控制做得像犹太人（罗斯曼本人有犹太人血统）一样好，但很少有企业追求品质。

“Value就是一个方程式”，他跟王俊文谈起自己的价值观，“分子是给客户提供的品质，分母是价格，理论上来说，要不断追求降低价格，提高品质，才是一个医疗器械公司的价值。”

但是，现在，终于出现了一家想追求品质的中国公司，或许，这就是罗斯曼对宽岳和王俊文感兴趣的原因。

罗斯曼说，自己没有见过有中国初创企业到美国建研发中心，尤其是，不问什么时候能够挣大钱，不问什么时候能够拿到美国的注册证，只是说要招一批最优秀的研发工程师，设计出全球最优秀的关节假体。

某种意义上说，罗斯曼到中国，就是想寻找一家注重品质的医疗器械公司，这与宽岳做“骨科强生”的理念和初心完全契合。

“我觉得你们行”，罗斯曼教授对王俊文说，“请接受我的投资”。

罗斯曼教授的决心又反过来影响了凯斯特博士，再次与王俊文长谈4小时后，刚刚50多岁的凯斯特博士决定从史赛克提前退休，加入宽岳。

就这样，两位行业泰斗从山巅一跃而下，登上了宽岳这条小船。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宽岳的初心得到两位大师的共鸣，一方面，是凯斯特博士对于技术无止境的追求；另一方面，罗斯曼教授对于人类人口老龄化的担忧和优质普惠医疗的梦想。

是把医疗作为工具来获取经济利益？还是把经济利益作为阶梯来做好医疗？如果宽岳从一开始就只是追求利润，它载不动这样的情怀。

罗斯曼教授的投资虽然只有100万美元，但他和凯斯特博士的名望带来了顶尖的行业资源，宽岳的招聘优中选优，招到的核心团队都是来自强生、史赛克、捷迈的一线研发工程师。

局面一下子被打开了。

资产管理规模超4万亿美元富达资产率先加入，旗下斯道资本和F-Prime A轮独家领投，并在A+轮和B轮持续跟投。

5

国内医生的支持也顺理成章地到来。

中国医生的参与对宽岳开发适合亚洲病人解剖的关节产品至关重要。以高加索人种的解剖特性为参考进行产品设计，怎么可能适合中国南方身高不到1米5的老太太呢？而制作适合亚洲病人的窄版和小尺寸产品，远非等比例缩小那么简单，整个应力、材料、结构都要做系统性的调整。

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进入中国20多年来，许多三甲医院的医生都积累了大量的一手解剖数据和产品使用经验，他们非常渴望找到一个有新产品研发能力的本土公司，来进行研发合作。

虽然说，所有的全球大型骨科器械公司都有原创研发能力，但这些公司的产品研发几乎不会征询亚洲医师的意见，因为他们的核心研发人员第一讲英语，第二在美国本土，最多能照顾到一些欧洲医生的需求。而且，他们的研发周期非常长，一般都是5-10年才出一个新品。

这远远跟不上中国医生们的巧手和巧思，他们积累了大量手术经验，医疗水平已是全球顶尖，从实践经验和临床需求中，他们会产生很多临床创新想法，但长期以来，没有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承接。如今，中国自己的研发能力开始崛起，这样的临床需求就成为技术进步的动力。

谈及对“中国关节品牌发展”的期待，前长征医院骨科医院副院长、关节外科主任，现上海嘉会国际医院骨科及运动健康管理主任吴海山教授表示，我们期待，中国造出来的东西不要被别人一看就说，“这是强生的，这个是牛津的”。我们期待未来中国膝关节产品，在股骨和胫骨的匹配度方面，能够有一些深刻的研究，做出自己的、标志性的、原创的东西。

“中国的品牌未来应该面向全球，更多地出口到俄罗斯、东南亚，甚至像华为一样能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吴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期望。

“我们曾经问过这些中国最好的骨科医生，为什么跟我们一起做研发合作，得到的答案很有趣”，王俊文说，“过去他们每次出国交流，谈起自己使用的中国品牌时，都或多或少有所顾虑，担心知识产权上可能有瑕疵，万一碰到对方是参与原版产品开发的医生，尴尬几率很大。现在我们的产品已经进入纽约最好的医院做手术，而且完全自研，知识产权上干干净净，大家都有出了口气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