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下土地供应不足，房租已经超过很多家庭支出的六成以上，与目前市民的收入水平很不相配。如果说，这个问题可以用行政手段和短期政策应付，那么产业结构和劳动人口的问题，则是香港长期社会问题的根源。上世纪90年代时，轻工业北移内地，香港剩下了金融业、少数专业服务业，吸纳了社会少数精英之后，已支撑不了很多就业人口，因而余下大量普通市民从事低技术服务业。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浪潮后，香港目前的产业职位已饱和，事关“自由行”港澳个人游相关的零售服务业职位却越来越多。

这样的经济结构引起了两个问题。首先，低技术服务业欠缺前景，难以带来工作成就感，而香港青年一代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再加上上世纪初港英政府挥霍储备造就的“玫瑰园时代” ，虚高经济常常被反对派阵营拿来“构筑天堂”，映射今日，结果很多青年心理上无法接受目前的服务业职位，正如俗语所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 。此类工作的空缺数很高，可是同时青年失业数也很高。这些不愿投入工作的青年，还有更多已进入服务业却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聚集起一股反对派的思潮。

加之，在香港，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思维，脱离现代历史风浪的孤城则造就了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的族群，缺乏广阔的视野，这一切都催化了青年人的不满。去工业化或后工业化时代的劳动力吸纳问题是发达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在香港则被政治化了。

“一国两制”的历史与未来

从上面提到的事例中，可见“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水土不服。要解开这团乱麻，要从“一国两制”本身历史说起。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多民族国家，不存在联邦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但是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两种区域自治，一个是宪法第四条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另一个就是基本法31条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自治。后者是中国政府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其他历史原因，为在暂时无法有效行使主权地区，恢复行使主权而设计出来的独特宪法原则。这个原本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的，由于现实条件，先行在香港和澳门施行了。

从叶九条、邓六条、江八点，再到胡四点、习四条，都是将“一国两制”和直接台湾挂钩的。下面资料大家看看就好了。

叶九条：

邓六条

江八点

胡四点

习四条

这背后还有建国初期的战略考量：

毛主席1946年12月答西方记者，对香港，

“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嘛？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初答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

“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建国后说：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所以在当时国共看来，香港是个很小的地方。但是一个地方，只有它和整个国家一起参与了建国过程，它才会有共同的政治体验、历史感和归属感。比如说香港没有参与新中国建立，也几乎没有参加新中国建设。他们确实很难理解。中国大陆的革命，天翻地覆前所未有。就连法国大革命都没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比如说财产权结构。只有新中国对社会进行了彻底，这其中当然有暴力成分，现在也受到了各种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