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将使政府变得越来越不透明，甚至连它不透明这个事实都变得不透明，因为政府赖以作出决策的数据分析越来越超越一般公众的认知能力，以至于有人指出：现在是“算法”统治着世界；受雇于政府和大企业的成千上万的程序员正在编写着各种程序，分析和处理着海量数据，这些复杂的算法正使我们的社会日益成为“黑箱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越来越透明，控制个人的力量（包括政府和商业机构）变得越来越晦暗。“解构大数据的黑箱殊为不易。即使他们愿意把他们的方法披露给公众，现代互联网和金融行业也为我们理解这些方法安置了巨大的障碍。他们得出的结论——无论涉及雇员工作绩效、网络相关性还是投资回报率——都是基于无数的工程师所设计出的算法，并被无数的律师保护着。”

由于政府和企业都有能力控制大数据并招揽数据分析人才，所以它们都可以成为数据控制者（data controller）。在市场和政府严格分离的地方，个人需要面对商业机构和国家两方面对个人数据的可能滥用。而政府也可以雇用商业机构帮助其进行数据处理，或者直接购买后者的数据处理结果。在政府仍然严格控制着市场的地方，商业机构与政府在利用个人数据方面的相互关系更难以准确判定。商业机构（比如百度和阿里巴巴），是大数据的主要拥有者和实际掌控者。不过，一旦政府要求其配合社会治理、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工作，这些机构是难以拒绝的。政府作为大数据使用的中立监管者的角色，也会因裁判者和踢球者之间的角色混淆而受到干扰。

创新规则与个人权利保护规则之间的平衡

如上所述，大数据科技的兴起产生了进一步的集权效应，使得大数据掌控者得以隐秘地、不受控制地利用个人数据，而普通公民几乎没有力量来抵抗。现有的法律制度不足以保护公民免受数据掌控者的权力滥用之害，因为这种滥权是非人格化的、弥漫性的、以数理定律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反之，如果我们坚持传统的隐私权和其他个人权利保护模式，则意味着宣告大数据技术的终结。因此，如何在鼓励创新与保护权利之间找到平衡，是公共政策和法律界人士应该思考的问题。

大数据技术革新首先是一场值得欢迎和追求的革命性变革。实际上，不管欢迎与否，它都正在发生。回避或压制只会导致被动和落后。世界经济论坛已经把个人数据界定为一种新的资产类别，美国和欧盟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相关的技术发展。如何平衡创新规则和权利保护规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由于错过了18、19世纪的第一波工业革命浪潮，中国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且一度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有鉴于这一历史教训，中国政府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便高度重视信息产业发展，力争赶上最新一波的产业革命，即信息革命。但信息产业与传统的制造业不同，它所生产的是信息、观念、知识和思想。我国执政党的传统是对这一类“产品”进行严格的控制，“竞争性的观念市场”及其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党的核心价值和治理理念格格不入。在这种情况下，必定要做出取舍：是继续将党的文宣传统贯彻到信息产业领域，并使中国的互联网永远停留在web1.0时代？还是顺应全球信息产业革命的大潮流，使中国不至于在这一波革命性产业发展之后再次被动落后？

做出上述选择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信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交流模式转型必然会引发一场社会变革。当代传播学权威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在《交流权》一书中写道：“权力立基于对交流和信息的控制，不论是国家和传媒企业的宏观权力，还是各类组织的微观权力。”政府的自然倾向无疑是严格控制交流渠道。“堵塞了交流渠道，便堵塞了个人心智关联到公共意识的渠道。”长期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民，除非天赋异禀，一般会变得缺乏公心与公德。不过，交流的形式与实质会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在历史上的某些关键时刻，会出现治理方式变革与技术革新之间的赛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揭示出的规律，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必然会被历史所抛弃。

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中国宪法在鼓励创新方面的立场比较接近于美国。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著作权和专利权的保障。”我国宪法序言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第一章总纲中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四条又明确了国家发展科学、医疗、教育的任务。对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保护是营造创新环境的制度条件，宪法第三十五条对此也有明文规定。可以说，从宪法条文的角度看，我国对大数据技术发展是持鼓励态度的。如何落实宪法所承诺的创新自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大数据技术创新所带来的个人自治空间缩小是另一个问题。谈到权力对个人隐私的全面侵掠，人们往往会想到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无所不在的“电屏”使“老大哥在看着你”成为每一位公民的生存处境，个人尊严、独立人格乃至基本的羞耻感都了无存身之地。如果说这种监控技术在奥威尔的时代还只是一种虚构的话，在我们这个“大数据时代”，它却已经成为一种现实。

之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还能享有一定程度的“私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限制权力和技术滥用的法律制度。并非所有技术上可行的事情都符合公共利益，法律应当为权力和科技套上缰绳，以便在世俗化的时代确保基本的文明和伦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