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的生命、人身自由以及维护这种自由必须的财产权是最基础的人权。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隐喻来理解这些基础权利的功能和价值。每个人都有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花园。其中的通幽小径、玲珑宝塔、奇花异草，乃至破铜烂铁、陈年旧账，都是主人的私藏。人的尊严和自主，皆因这个“非请莫入”的领地而得到确认。一旦这个领地被人破门而入，主人的身份就遭到颠覆。但如果进入的人（或物）是被邀请的，被主人自愿带入的，则不会侵犯个人的自主性。安全和便利都是人们愿意放弃这种自主性的原因。

霍布斯极为经典地论述了安全对于政治社会之成立的重要性。如果你的花园的围栏不过是些娇花弱柳，而栏外便是虎狼环伺，这时一个刀枪拱卫、威风八面的强人要征用你的花园，并承诺给你保护，你或许便会就范。这便是霍布斯的隐喻，或称“基于恐惧的自由主义”：你为了自存而自由地选择了服从绝对权威。

这个秘密花园的隐喻，其实在中国宪法中也可以找到印证。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第三十五至第四十条分别规定了公共权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加以侵犯的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自主以及通信自由等。这些宪法权利和自由拱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尊严和自主性，使他（她）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宪法序言）。另一方面，宪法第三条和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人民直接或间接监督政府的权利。这种监督权当然也蕴涵着知情权。

从宪法的这种结构性安排可以看出：人民有权利保有自己的私人领域（包括个人隐私），而政府则必须暴露在阳光以及人民的目光之下。这在文本上颠覆了中国“封建传统”中的“父母官”概念：人民才是父母，官员应当是接受人民监督和规训的子女。但是，如果认为宪法文本能改变政治现实，就犯了马克思所批评的“头足倒置”的毛病。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国非常强调加强政府信息的保密工作，无限度地扩大保密范围，虽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却执行困难；另一方面推行各种实名制，使老百姓的个人秘密无所遁形，将一个个“秘密花园”都纳入政府规划，成为市政广场的建设用地。

实际上，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实名制已经变得没有必要，或者说多此一举。人们每天都在自愿提供着各种信息。在微信朋友圈刷动态、晒娃，在淘宝、京东、亚马逊输入个人信息以便购物，在百度搜索各类关键词以便获得资讯。这些平台背后的“信息帝国”因此掌握着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海量信息，它们可以把这些个人信息数据化，用整合了相关算法的软件对之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得出关于每一个人的准确身份资料，包括个人兴趣、消费偏好、健康状况、家庭成员乃至工作单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

基于这些资料，政府可以实现对特定个人的监控，而商业组织可以投放量身定做的广告，可以引导消费，甚至可以配合执法。比如，为了解决法律文书送达难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阿里巴巴合作，传票直接送到淘宝收货地址。

个人信息还可以被用到“预测性分析”之中，从而准确预测个人未来行为。比如，2012年美国多家新闻媒体都报道了一则新闻：一位父亲到连锁零售店Target抱怨，说自己的女儿不断收到孕妇服装和婴儿产品的代金券，而他都不知道自己十几岁的女儿怀孕了。原来，该零售店根据他女儿购买25件商品的记录分析出她即将生产，又根据她的信用卡付款资料和送货地址了解到她的身份信息，并将两者准确匹配。同样，政府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来找出潜在的犯罪分子，并使他们的犯罪计划无法得逞。

正如上述例子所显示的那样，大数据分析所导致的个人透明化既有对社会有利的方面，也有威胁到个人权利的方面。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二卷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吕底亚的牧羊人在放羊时碰巧拾到了裘格斯的戒指。在摆弄这枚戒指的过程中，牧羊人发现了这枚戒指使人隐身的魔力。后来，他利用魔戒的法力潜入国王的城堡并弑君篡位。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引导对“不道德者难题”的讨论：如果任意妄为可以不受惩罚，为何还要讲究道德操守？匿名行事具有这种“魔戒效应”：对于匿名或用假名乱说乱动者，他人和政府有时很难找出应当承担责任者，并令其对言论或行为的后果负责。

大数据虽然散布在整个网络空间，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和利用。但实际上只有政府和大型企业（比如谷歌和百度）才有资源、技术和能力去利用它们。因此导致的结果是下明上暗。政府的透明度是公法所致力于实现的目标之一。只有当政府的运作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下时，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才能被减小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