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那些历史事件，并非无人就此或就彼进行研究或表达意见，但少有人有陈映真的器识心志，直面它们的源流交错，进而编织成一种历史关系，对我们的今日提出一种原则性的看法。放大某一个孤立事件，然后扩而大之，周而广之，形成一种单一的历史解释，并不为陈映真所取。历史过程总是条缕共织、“多元决定”的。这一对待历史的特点，我们无论是从陈映真1960年的《乡村的教师》或是2001年的《忠孝公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陈映真的文学后头站着一个思想者陈映真，但这个思想者在历史面前总是谦逊与怵惕的，他要从历史中得到某些教训，而非挟其理论斧锯，以历史为意识形态之林场。

坚定地把书写持续定位在历史与文学的界面上，陈映真让人印象最为深刻，为之掩卷，为之踯蹰再三的，就是他透过小说为那大多属于“后街”的小人物所立的传。在陈映真目前为止的36篇中短篇小说里，这些小人物，或忧悒、或决绝、或虚无、或坚信、或朴直、或妄诞……他们在那些虽是虚构的但却又无比真实的时空中行走着，时而历历在目，时而影影绰绰。此刻飘到我脑际的就有：安那其少年康雄、吃过人肉的志士吴锦翔、红腰带肮脏的左翼犹大、浪漫青年艺术家林武治、“存在主义者”胖子老莫、质朴厚实的女工小文、虚空放纵的学者赵公、做着经理梦入疯的跨国公司小职员林德旺、在幻灭中求死的老妇蔡千惠、在废颓中生犹若死的美男赵南栋、本性端方的忠贞党员李清皓、前台籍日本老兵林标、前满洲国汉奸马正涛……这些，对我而言，都是一篇篇传世的“列传”，比历史还真实的历史。没有它们，台湾的现当代史所可能具有的历史记忆将更为粗疏稀薄干枯，而历史意识也将注定更同质更空洞，因为我们只能空洞地记着一些大事件的年与一些大人物的名。因此，陈映真文学，其实竟是历史的救赎，它重新赋予那些被历史挫败、伤害并遗忘的“后街”人们以眉目声音，再现他们的虚矫与真实、脆弱与力量、绝望与希望，让读者我们庶几免于被历史终结年代的当下感、菁英感与孤独感所完全绥靖，从而还得以有气有力面对今日指向未来。

陈映真的小说在认识历史上是有效且有力的。以我的教学经验为例，我曾以陈映真小说作为我所任教的大学里“台湾社会变迁”这门课的唯一阅读材料，取代了长期因循西方（美国）的“社会变迁”材料，结果学生的反应非常好。他们觉得，阅读陈映真让他们得以开始从大历史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交关之处，去思索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是一个很启发的学习经验──“很有FU！”。又，以我自己这几年的切身经验来说，陈映真的确是一个极重要的媒介，透过它，我找到了一些支点、一些契机，去开始提问当今的各种“现状”（尤其是知识现状）为何是如此？为何非得如此？它要去哪里？……我自己就是透过阅读陈映真，从西方理论与方法的唯一世界中一步步走出来，开始追问学术与思想之间更历史性的内在关连。陈映真文学让我从一种封闭的、自我再生产的西方理论话语中走出，走向历史、走向现实、走向第三世界。

二、思想

因此，在文学与历史界面中的陈映真文学，其实还有一个第三维度，也就是思想维度。陈映真说过很多次，他之所以写作，是要解决他思想上所苦恼所痛感的问题。没有思想而写，于他，是不可能的；他不曾因缪斯之牵引，而恍惚为文，或为文而文。陈映真的忘年之交，文艺理论前辈与剧作家姚一苇先生，就曾指出他所理解的陈映真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只有在他对现实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时，才发而为文”。这个“文”，有时是论理文章，有时是小说，但它们其实又只是一体之两面。姚先生说：“论理是他小说的延伸，小说是他理论的变形。” 。（姚一苇（1987）《姚序》。收于《我的弟弟康雄：陈映真小说集1》（台北：洪范，2001）。序文页12。）

姚一苇

姚先生的这段话说得非常好。然而，我们也许要稍加注明的一点是：陈映真的文学创作从不是站在一种启蒙高位，去宣扬某些“理论”、“意识形态”或是“立场”。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他不是因“已知”而写，而是因困思而写。摆在一个对照的光谱中，陈映真是一个左派、是一个统派，这都无需争议也不必争议，但陈映真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并不在于它宣扬了左派或统派的观点与见解，好比我们所熟知的某一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或艺术的营为作用。陈映真文学后头的陈映真，其实更是一个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而非深池高城的理论家。但这并非因为陈映真不擅理论或论理，而是因为他并无意于为理论而理论，犹如他无意于为文学而文学。理论，一如文学，都可以是他思索的手段或方式。

诚然，你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是不思想的──卓然成家，岂能只是花拳绣腿锦心玉口？但“思想”也者，并非“我思故我在”，也非“敢于思”这些大箴言所能适切指涉的，那样的“思想”，反映的更经常是西方特定上升时期的“普世”理论与哲学体系的建造欲望。在第三世界，以“思想”为名的活动（相对于建制学术），所要召唤出的更应是一种对于霸权价值、知识与政治的否思、一种在人类大历史中的主体自觉，以及，一种对民族对区域乃至对人类的未来走向的想象承担。就此而言，第一世界没有思想。但这样说并不意味歧视，反而意味恐惧，因为──它不需要思想。除了极少数例外，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意识所及或无意识所在的是：如何保持这个霸权。明乎此，无可抱怨。让人哭笑不得的反而是，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创作者比第一世界的知识分子似乎更是青筋暴露地巩固在霸权周围。

因此，一个第三世界的“现代主义文学家”，也许很“深邃地”、“玄虚地”、“创意地”思考并表达了一种“人类存在处境的荒谬感”。他在漆黑的个体内在与苍溟的普世人性，这两极之间姿势优雅地来回高空马戏，但他毕竟不曾“思想”过，而这恰恰是因为他不曾驻足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间，从而得以接收到这个时空向他所投掷而来的问题。不此之图，他反而以漂流于“同质性的空洞时间中”（班雅明语），以习得他人的忧伤，而沾沾自喜，进而、竟而，骄其妻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