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关于“宗教”或是“魔奇”（magic）的陌生感受在于，杨渡花了不少篇幅，以一种至少并不质疑的口吻，描述他的外公的通灵轶事，或是“凤阳教”的离奇传奇，或是他父亲的撞鬼经验……对这些现象，我诚然不知该如何理解，而我相信杨渡或许也有类似的困惑吧。这不是“迷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要之，我们还能够继续身心合一且安顿地接受理性或是科学世界观（或杨渡所说的“way of thinking”）的霸权吗？杨渡还是在一种诚实的困惑状态中，一方面曾经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病魔劫难中体会了一个道理：“或许规划命运的，不是理性自主的力量，而是某一种更高、更难测的偶然性力量。”另一方面，他又似乎还是习惯性地以一种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的姿态对应世界，例如他对商场中人拜“武财神”的现象所提出的隐晦“批评”。

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暂时先把“宗教”（或中国式的道德义理）从这些神奇超自然中切割开来，是否会有利于讨论的进行呢？因为这整篇叙事，如果从一个最高的义理层次来理解的话，是探讨我们如何在一个尤利西斯式的英雄主义工业化时代退潮时，重新建立并巩固我们的生活与生命，以对抗那冰凉、理性、安静、空虚、流动的“高铁站文明”。这本书以高铁站迎来序曲，以朝天宫、以妈祖、以《金刚经》、以家族在祠堂为中心的信仰光芒中的团聚，送出终曲。于是，漂泊者魅寇的死亡，像是他一代代的先人一般，有了归宿，于是杨渡“真正地放心大哭起来”，因为意义又因家族伦理与“宗教精神”而重新饱满起来。有了这种历史连续感，人重新找到了时间的意义，它不再是物理时间、空洞时间，或是货币时间了。在“终曲”里，在乡人眼里“从台北回来的”杨渡，克绍箕裘，现身为朝天宫的二〇一四年除夕夜开庙门的仪式参与者。他说：

时间到了，主委一声令下：开庙门！

我们一起打开大门。

开门的那一刹那，我仿佛感受到时间之门，在遥远的天际，缓缓打开，时间之流，像光，像水，像风，那无声的节奏，拂过庙前的广场，穿过庙宇的每一个雕像的眼睛，穿过每一个等候的信徒的身体，飘浮在夜的天空中。

新的一年，新的时光，新的希望，来临了。

而我也记得，杨渡在他十六七岁时，也就是约莫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某一个秋日，母亲入狱，债主逼门，父亲继续漂泊，唯一照顾他们兄妹的祖母又老耄病弱……少年的他从台中老市区的监狱探母不成，一个人失魂落魄，踽踽独行，从三民路一路走回乌日。在那时，他梦想着一种乌托邦，在那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二〇一四年初春，在杨渡的“少年乌托邦”梦想四十年后，他似乎重新找到了一种“中年乌托邦”，而那是一种几千年来属于中国人的乌托邦吧！在一种连绵无尽的世俗时间中，找到了和先人与后人，以及无穷远方的无尽关联，亡者未逝，来者已至，慎终追远，承先启后，敬己爱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无愧生平之志……而如何交接汇通这两种“乌托邦”，或许是杨渡以及他这本“短工业化年代”的社会史，无论它题名为《一百年漂泊》或是《水田里的妈妈》（台版书名），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罢！因为，还需要说吗——台湾的今日，不是正见证着这两种“乌托邦”的消逝吗？

“家族”与“宗教”是在科学霸权世界观中受西化教育的我等，所长期漠视、轻视甚或鄙视的两个“概念”。但如何将我们从断裂的时间、断裂的空间中（用老祖母的话：“像一场眠梦”的世界）自我解救出来，恐怕还是得重新思索家族与宗教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涵育的制度与价值。它们未必都好，未必都能为今日的我们所用，但否定了它们，我们也将不是我们了。我们不是很民主吗？“公民”难道不够吗？——或许有人会如此抗议。但徒然“民主”或“公民”能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像一场眠梦”的高度压缩，从而不成理路地断裂时空与人生吗？台湾人民如何自我救赎，似乎要开始重新思索那些让人有所敬畏的厚重之德，从那里开始，重建一个真正民主社会的厚重主体，这一点是我所完全同意于杨渡的所在。如今甚嚣尘上的“民主”、“自由”、“正义”或“公民”话语，如果只有民粹、自私与妒恨的内核的话，那将使台湾陷于永劫之地。而台湾人民果能自救于断碎眠梦，那势将对应该同样陷于“像一场眠梦”的高度压缩的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时空有所裨益。这是台湾真正能输出的“未来经验”，而杨渡已经开始有所反省了。

就像书中杨渡对于他祖母深挚厚重的感情，也不能不让人想象这感情后面更大的文化与历史内容。的确在我看来，杨渡是把对祖母的告别理解为对一个年代的告别的：

出殡之日，我持着经幡，父亲捧着祖母的灵位，走过乌村的街道，街道竟变得如此陌生。它不再是童年时与祖母一同走过的街道，那是九十年代有超市与汽车的年代，工业的时代。属于祖母的岁月，属于农村生活的温暖，那柔软的土地的触觉，那有着鸡啼声的微凉的早晨，随着她的逝去，永远消失了。

但愿并非如此吧！毕竟，作者在书的“后记”里，也还如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样，仍然抱持着一种信念与坚持。在指出了台湾发展经验的沉重代价后，杨渡说了一个宝贵的“然而”——“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文中照片由杨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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