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投入而不失冷静地描写了魅寇这样一个台湾男性农民创业者像一条蛮牛般地冲撞、任性，以及整个家族，特别是他的妻子，为他的发达欲望所付出的包括流亡与坐牢的众多代价。杨渡不掩其轻蔑与遗恨地速描了那群只想把这只仅余其勇而闯入工业化森林中的小兽魅寇吃干抹净的无情掠食者的嘴脸，但又以一管热情如火的笔，描写了这个时代的新兴工人阶级群像：他（她）们挥霍的青春、爆发的生命力、饱满而压抑的情欲，他们的肌肉与她们的娉婷，以及工人的粗鲁而率真的义气世界。杨渡把他脑袋发烧的父亲和那个全身滚烫的七十年代写得极为鲜活。合上书，我还能记得魅寇要周转，回到家里，非要他母亲和妻子答应卖田地的怄气样。“你们啊，憨女人！世界就要翻过来了，你们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机会，难道要一辈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魅寇的那兼男性愤怒与小孩撒娇的声口，在我书写的此刻仍余音不绝。虽然这个年代有很多问题，带来很多的伤害——尤其是环境生态，但杨渡对他父亲的七十年代，抱持着一种对英雄与英雄主义的敬重与惜别。一个农民出身的、日据时期小学程度的魅寇，竟然为了自尊，能够独立钻研出一种属于当时日本锅炉工业的高端技术。七十年代末的某一个冬天，魅寇在夜暗的埔里乡间公路上，语重心长地告诉和他一起出差检查某客户锅炉、尚在大学就读的儿子：“这人生，终归是一句话：终生职业之奋斗。”

全书的最后两章不能不说是泼墨似地快速走过七十年代结束之后的三十余年。读它们的感觉不能说不好，但有一种说不出的苍凉，而且还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苍凉——我的确深深地感到杨渡的这两章书写很类似《红楼梦》或是《三国演义》的尾声，一种景物萧条人事全非的大苍凉：三合院空荡荡了，慈祥智慧的老祖母先是不养鸡养鸭，然后过世了，魅寇老病残矣，曾经是乌日美人的小姑姑去世了，纺织厂前朝气蓬勃青年男女工人进出的盛景消失了……而乌日既没有了六十年代的山明水秀，也失去了七十年代的朝气拼搏，陷入一片大家乐赌风，处处是挥金如土的“田侨仔”的局面。这当然不只是乌日，全台湾都变成了“一条大肥虫，从加工出口型工业吸饱了血，张着大口，饥饿无比，仿佛什么都可以吞进肚”。这股怪风甚至吹到了昔日“弘农堂”的杨家，连一向鄙夷魅寇好赌的妻子也不能幸免于此。而之前非要卖地开工厂的魅寇，此时又为了向家里讨钱而怄气了，但不是为了开办实业，而是为了要买宾士轿车。七十年代后魅寇唯一的（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全力投入乌日的妈祖庙的筹划兴建。魅寇从一个无所依凭无所畏惧的壮年，走入了一个回向传统与宗教的初老之人，而大略从时代的浪头淡出了。魅寇的下一波，也就是他的儿子——书写者杨渡，则淡入了镜头，携来了这个社会的变动音讯以及家族的繁衍故事。

在杨渡笔下，六十年代有一种以“三合院”为核心象征的前工业时代的人文与自然底色，结合当时的政治肃杀氛围，形成特殊的“美感”。七十年代则有一种以“锅炉”为核心象征的工业时代求变求新的狂热、希望、投机、肌肉与阳刚，而这当然也是一种美感。但他似乎对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乌日丧失了热情，乃至连一种淡淡的、颓废的美感耽溺也没有。那是一个或可说是以“高铁 ”（以及高铁旁边废弃的农田、商城的规划用地）为核心象征的“去工业化”的乌日，象征的是一种精致、冷漠、傲慢、终结、遗忘的“文明”，既没有向前的热情，也失去了对传统的虔敬。于是他看到了那经历“七十年代的大兴盛，八十年代的狂飙，九十年代的没落，现在已经彻底转移到东南亚”的中和纺织厂废墟，而在原址上建立了人声嘈杂的超市卖场，还有幼儿园。于是他叹息：“有一天当所有改建完成，过去的厂房建筑都消失，再不会有任何遗迹可以见证纺织厂的故事了。”这也就是整篇故事为何萧萧然地从高铁乌日站开始讲起的原因吧——这里有一股极深的难以言喻的落寞。这就是我为何说这是一篇为那个“短工业化年代”所做的诔文。

简陋的厂房内，工人在机器上午睡

可能和我是一个“外省人”有关吧，读这本书时，感受比较强烈，也比较陌生的有三点：殖民、家族与宗教。日本殖民给主体与家族所带来的影响，只要看杨家的三个叔公的命运就可见其一斑了。

“二战”期间，杨渡的三叔公在上海帮日本人当翻译，战后死里逃生回到台湾，六叔公则是远赴南洋当军夫，而留在家乡的二叔公反而在美军空袭中被炸掉了一条腿。至于魅寇，则是受日本小学教育的，但等国民党来台，这种教育又马上像金圆券一般地贬值，这种作为无望的殖民地人民的苦闷经验，对于后来如何形塑了魅寇这一辈人的“台湾人的悲情”也是具有关键作用的。杨渡关于父亲这一代台湾男人的心理状况的讨论，对于不论是岛内的族群大和解，还是大陆对台湾人民的感情结构的理解，都是有意义的。此外，日本教育也并不仅是“奴化”，魅寇的日文教育毕竟还是发挥了效用；他凭借着那一点日文能力，自修了日本的相关出版物，获得当时的相关科技知识，帮助他成为一个优秀锅炉制造者。在台湾，如何直面日本殖民的“遗留”，是一个缺失的思考课题，而杨渡的书写以第一人称做了一番真挚的见证，应该纳入吾人的思考参照。

在杨渡的书写中，家族像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有源有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变也有不变。魅寇生了，魅寇壮了，杨渡生了，魅寇老了，杨渡的儿女生了，魅寇死了，杨渡初老了，杨渡当阿公了……而在这条大河中，死掉的人并没有真正死，常常，祖母每天都还和死去的家人在供桌前讲上一个小时的悄悄话。而一个红通通、皱巴巴的新生儿，也不只是一个新生命，更是这个无尽传承家族大河中的一个新加入者，既是恩典也是命运。如何在这个无尽的河里有传有承、继往开来，这样一个谦卑而远大的责任，照亮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而归其本源，则还是家族。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此在的、无可逃避的责任，似乎是当代中国人道德救赎的重要根源。杨渡曾经稍带自弃地以滚石自比，以漂泊自怜，为《金刚经》里的“颠倒迷错，流浪生死 ”的经文而感动流泪。但他在他的孩子出生时，领悟了一个道理：“即使再怎么想摆脱家族的纠缠，想摆脱父母的羁绊，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但这个孩子，宣告了我的生命，无论怎么想远离，终究是这一条命运之线、血缘之脉的延续，我是其中的一个，勇敢承续，再也无法脱离。”杨渡讲的是他的家族，难道不会让他联想到“中国”吗？

童年杨渡（左二）与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