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来，“短二十世纪”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在霍布斯鲍姆那里，它是“极端的年代”；在汪晖那里，它有“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有意思的是，台湾东海大学的赵刚教授则有一个“短工业化年代”的说法。它特指台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一段极其压缩的工业时期，也正与台湾经济腾飞繁荣、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同步。关于它的描述，赵刚没有借重冰冷的数字与图表，而是以台湾作家杨渡的家族故事为个案，活生生地再现了“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将这段“短工业化年代”从兴盛到狂飙再到没落的历史，做血肉淋漓、淋漓尽致、尽致诉说的阐扬。杨渡一家的故事，也是台湾的故事，更是现代中国的故事。

本文首发于《读书》。作者赵刚为台湾东海大学社会系教授。赵教授的研究立足于台湾本土，但又超越狭隘的台湾本土思维，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兼具国际和历史视野。观察者网开设有赵刚教授专栏，为大陆读者介绍这位超越左右和两岸、在国际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

台湾东海大学教授赵刚

杨渡《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一书，主要是以他父亲，一个原本注定只能是台中乌日的乡下农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磕磕碰碰起起落落，终而成为成功的锅炉制造业者的一生故事为纲，但也兼写了头家娘、中小企业工人，以及地方、家族、信仰的故事。“告别的不只是父亲，是一个时代。”“这本书或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吧！”——杨渡如是说。

这本《一百年漂泊》在伦理的意义上，是一个孝子为亡父作的一本巨大“行传”，虽然我必须说它和传统的行传不类，因为它并非只是旌表扬善而已，而更是子对父的善恶清浊都试着去尽可能地认识理解，从而认识理解他自身的努力。但在知识的、社会的意义上，它更是对台湾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的极其压缩的“短工业化时代”的一个见证与一纸吊文，以他的父母亲为陀螺，画出小人物在时代的快速旋转中，在社会的坑坑洼洼中，颠扑冲撞的线条痕迹。因此，这本书的难能可贵恰恰在于它不只是私人或家族感情维度中的书写，而是以饱满的对亲人的感情为底气，努力展开对一个时代、对一群轰轰烈烈但却将被彻底遗忘的人群的认识与反省。而正由于所书写者是小人物，因此完全没有某些作家写大人物父亲所带着的浓浓翻案风，因为这样的小人物在历史上根本是无案可稽的。杨渡的写作救赎了他的父亲，更救赎了整整一代的小人物，使之免于被体制化的大官大腕才子佳人的历史书写所遗忘。因此，这本书的确是“可作为台湾史的侧颜一读”的！

童年杨渡（右）和母亲、弟弟合影

岂止，透过“魅寇”（杨渡父亲名字“铭煌”的日语发音）的不寻常的旺盛生命力，我们看到了一般社会经济史所难以勾画出来的隐秘而惊人的线条，因为魅寇虽是一般意义上的小人物，但却在他力所能及之地，努力撑破体制与现实所加诸他的种种限制，而这或许是众多关于台湾当代的工业化或发展叙事所无从着墨的一个重要侧面，因为它们太强调那些既存的结构或文化条件了。杨渡在“终曲”里也如此说：“是的，一个时代，一个属于工业时代的风景，正随着父亲的离去，慢慢结束了。”读这本书，让读者在魅寇的翻腾不定的无畏人生结束后，深刻地感喟于一个潜在的问题：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们将如何安身立命？我们将如何面对并迎向未来？我们，又将如何被后人回忆与理解？

以魅寇（一九三〇至二〇一四）的一生为主要线头，杨渡编织出一个兼具深广度的社会、人文与历史的交响风景。又，如果也可以说魅寇的故事是一个被他儿子诗人杨渡所镂刻出来的一片生动、可信，乃至可爱的浮雕风景，那么，之所以能如此，恰恰是由于魅寇的一生是镶嵌于一个由小至大、由迩至远的多层次背景架构之中，包括了家族中的女性、父亲与母亲的家族史、乌日（或台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史，以及作为大背景脉络的日本殖民史与政权更迭史。

乌日是一个和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成年台湾男性都发生过关系的地方，因为著名的军事训练中心成功岭就在乌日。千千万万的大专生新鲜人都曾在乌日的星空下睡过六周，但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却对这个地方可说一无所知。读了杨渡的书，才知道乌日的地名由来。原来，先民因为乌溪河面宽阔，在静静如湖的河水上见到“红彤彤落日，映满河面”，就称这一带为“湖日”，然后到了日据时期，日本人不索本意，只凭发音，改成了如今的“乌日”二字。借着自家亲见与长者口传，杨渡带我们回到一个曾经风景迥异的乌日，在那一方水土之中“天空是澄蓝的，溪流是干净的，土地是柔软的”，而每一个早晨“都是用晶莹的露水去冰透的风景”。这是杨渡对六十年代乌日的风景记忆。但杨渡并不是一个田园派诗人，他在明媚的大地上看到阴暗的皱褶，从晴空深处听到霹雳。在谓之乌日的那块地界上曾终日行走着一个遭受白色恐怖荼毒的“在自己家乡流浪”，被人叫做“空竹丸仔”的斯文疯汉。那里朴实的农民也曾因为干旱而极其恶毒地抢夺水资源乃至亲戚反目。而在日据时期，则因为成功岭是日本人的军事养马场，而使乌日成为经常要躲美军轰炸的一块恶地；曾经，成功岭上、岭下有过马匹在如雨的炮弹下，失魂落魄、尖声嘶鸣、左奔右突的风景，而杨渡的二叔公就是在这样的空袭中失去了一条腿。这样的乌日，在“二战”末期，又因日本的军事需要，暂时成为军服生产的最重要纺织基地，而这个在“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下的少有例外，却成为战后的重要纺织厂——吴火狮的“中和纺织厂”——的前身。

然后就进入了这本书的主要乐章——轰隆隆的台湾七十年代。魅寇关闭了他脱农转工的第一个工厂——瓦片厂，开启了他的“铁工厂时代”。那是一个雄性的、躁动的、任性的、喜新厌旧的开创时代。

在石化工业区前晒稻子，工业、农业如此交集

一九七〇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转变年代，世世代代绑在土地上的人们开始受到无处不在的“发财”诱惑，于是有人开始种植各式各样的经济作物，甚至养一种名叫“白文鸟”的经济鸟，以为可以牟取暴利，但潮起潮落，总归是一场热闹的空，搞得很多人血本无归。虽然欲望的心血无时无刻不在剧烈地翻搅着，但是一头热的人们对于如何理财、如何借贷，何谓信用、何谓规划，可谓一窍不通。而魅寇就是这个时代漩涡下的一个屡遭灭顶但仍奋泅向前的小人物。而那时的乌日已经和六十年代初的乌日风景迥异了。一九七〇年初，那个原先叫做“台湾纺绩株式会社”（村人习称的“布会社”）的中和纺织厂，已经扩充到一千五百人的规模，而由于大多数劳动者都是女青年，又给这个小镇带来了无限的青春风光与爱情故事。也就在此时，琼瑶的爱情电影也成为人们的必要精神商品，让无数盼望城市生活的年轻男女得到一种梦想的投射。同时，出现了所谓的“钥匙俱乐部”，青年男女工人于假日骑摩托车冶游，而女方怀了孕则还要请头家娘代为提亲。在全岛摩托化的同时，骨科被时代造就为一门重要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