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65年5月1日，李光耀在廉租房项目现场。此时，在李光耀的主导下，新加坡政府开始了福利建屋计划。

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位期间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贪污调查局，并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政府以高效率、廉洁著称，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一向以父母官自居，父母主观认为不当的行为都不获鼓励，甚至立法明文禁止。譬如新加坡以整洁市容为由，自2004年起全面禁止售卖口香糖（医疗性质的口香糖除外，但需要医生处方），在街上乱吐口香糖将被罚款新币500元。

1970年代末，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政府开始与中国大陆交往，双方都放弃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的敌对政策。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会晤毛泽东等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李光耀的促成下，海峡两岸曾于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极具象征意义。自1976年首次访问中国至今的39年间，李光耀共访华33次，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李光耀是罕有的与五代中国领导人都有过会面的国际政治家。图为1976年5月12日，首次访华的李光耀与83岁的毛泽东会晤。

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他不止一次被问到同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在这个时代里，谁是最伟大的领袖”，每次他都毫不犹豫地回答——邓小平，没有一次例外。图为1988年，李光耀拜会邓小平。

1988年国庆群众大会，李光耀发表电视讲话，谈及会在1990年把领导位置交接给吴作栋，他说道：“即使我卧病在床，或当你将快把我下葬，如果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我还是会起来的。”

1990年，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依然留任内阁资政，维持影响力。他始终提倡亚洲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李光耀也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独裁的批评不加理会，他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

美国《外交》杂志1994年3－4月号刊登了李光耀与该刊编辑法里德·扎卡利亚的长篇谈话纪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李光耀说：“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各方面迄今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是不会改变的。人性中有恶的东西，你必须防止它。西方人相信，只要有一个好的政府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东方人是不相信的。东方人相信，个人离不开家庭，家庭属于家族，家族又延伸到朋友与社会。政府并不想给一个人以家庭所能给他的东西。在西方，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政府被认为可以对个人完成过去由家庭完成的义务；这种情况鼓励了单亲家庭的出现，因为政府被认为可以代替父亲，这是我这个东亚人所厌恶的。家庭是久经考验的规范，是建成社会的砖瓦。”

李光耀从执政起，就开始了和媒体孜孜不倦的较量。剑桥大学毕业、在英国拿到律师执照的他，从来不靠嘴巴斗争，而是在法庭上、禁令中，让媒体付出惨痛代价。

1977年，新加坡通过立法，禁止任何人或受其任命者持有报刊超过3%的普通股权。除此之外，还设立了特别股票“管理股”，部长有权决定哪些股东可以获得管理股。

1986年，李光耀决定，对涉及新加坡内政的外国报刊，执行限制销量或发行量的法令。第一个撞枪口的就是著名的《时代》周刊。在该周刊报道了一名反对党议员的新闻后，李光耀的新闻秘书去信，更正报道中不符事实之处。《时代》当然不予理会。然后《时代》的销量从18000本被一路砍到2000本。8个月后，答复信原文照登。

此后，很多西方媒体都get了《时代》杂志的听话技能，比如《经济学人》、一些主流通讯社等等。好几家媒体甚至付出数十万美金的“学费”。

李光耀说，报刊的拥有者和记者们，不具有想登什么就登什么的权限，因为与新加坡的部长们不同，他们不是民选的。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具有对政治指手画脚的权利。

图为2008年5月27日，85岁的李光耀乘车离开最高法院。时事杂志《远东经济评论》在报道中称李光耀父子相继担任新加坡总理为“裙带主义”，被裁决为“诽谤”李氏父子，后被禁止在新加坡发行。

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宣告“李光耀时代”的终结。图为李光耀在丹戎巴葛集选区向支持者挥手示意。

2013年8月6日，李光耀新书《李光耀观天下》出版。在书中李光耀说，新加坡建国有成的两大支柱是：

统一语言并与国际接轨。新加坡建国之初，有人提议以华语为国语；但李光耀坚持以英语为通用语言，学校一律用英语教学，使新加坡顺利与世界接轨。李光耀反对把华人的方言（如粤语、闽南语等）列入学校教程，以免因华人说不同方言而把社会撕裂。

开放的社会。新加坡腹地小、没资源，必须对外开放、吸引外人投资，让外资把技术、管理与市场带进来；而且新加坡鼓励移民，以弥补国内人才与人力之不足。李光耀还说，如果新加坡决定发展成为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的两党制政治，新加坡必然“走向平庸”，因为“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

他在书中坦承对生死的看法：“我89岁了，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与其陷入昏迷长期卧床，我宁愿选择快速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