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事件使清政府意识到在川藏之间“若无一定行政总机关，措置失宜，又酿后患，川督距远，不能遥度情形，遇有变故，徒事铺张，糜费帑款” ⁷⁰，届时，“藏方愈以中国为不足恃，遂萌携贰之心”⁷¹ 。为此，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等提议并最终在民国时正式在川、滇、黔部分交界地区设西康省。“康”为“藏区三部”之一，位于西部，故省名为西康⁷²。西康省东界四川，南界云南、印度，西界西藏，北界青海。接替赵尔丰的清朝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炑在《奏请建设西康省折》中分析说：

奏为统筹边地大局，拟请建设行省恭折具陈仰析。圣鉴事窃查边地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行，为西康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⁷³

“统筹边地大局”，不仅只包括中国西部边地，还应包括中国东部沿海“边地”，也就是说，中国安全是整体安全，而历史表明，西藏动则疆蒙动，疆蒙动则东北动，东北动，则中原乱矣。

明后期，中国西南方向的安全压力日益紧密地与东部压力相联动。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大的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啸聚之地，缅甸之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1903年，英国“探险家”拍摄的西藏当地居民（图片来源：BNPS.CO.UK）

清末，英俄境外势力也利用中央政权对西南控制力的减弱而趁火打劫。1902年，英日签订《英日同盟条约》，1903年10月英印军队便向藏边发起攻击并于年底进占拉萨。1907年8月31日，英俄签订协约，调整了各自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协约把伊朗分为三部分，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中部划为“缓冲区”；俄国承认阿富汗为英国的附属国，规定双方“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个协定表明俄国退出与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争夺。

1911年12月28日，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沙皇俄国的支持下与“藏独”势力遥相呼应，宣布外蒙古“独立”74，1912年西藏当地分裂势力开始全面武力驱逐汉兵并向川西的巴塘进犯⁷⁵。1913年10月至1914年 7月，英国又在印度的西姆拉（今喜马偕尔邦境内）召开非法会议。麦克马洪为会议准备了一份备有附图的条约草案，将中印边界东段边界线非法向北推移约96公里。

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在中印东段边境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面积达 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英属印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英国俨然将西藏纳入英印控制区域，麦克马洪“提议”将中国西藏地区划分为内藏和外藏，界限起于昆仑山，穿越阿尔金山、柴达木盆地和现在的四川甘孜地区，止于云南迪庆地区的弟弟拉。西康地区完全被划入英方认为的“藏界”。

如果从内地视角得出的“治藏必先安康”的结论在此作一转换，那这从西南境内外反华分裂势力眼中，也会得出“得藏者必得西康”的结论。1911年，戴季陶急呼：“夫在东北则有日、俄，西南则有英、法，政府既鞭长莫及，川、滇又复不能自治，为国防计，则川、滇边务之机关急宜设置，盖有不能已者也。”⁷⁶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西康设省已刻不容缓。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议决西康准予建省。在中国东部被日本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缅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所有这些举措得到有力执行，西康省的设置功不可没，而以西藏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则为中华民族一次次战胜外敌入侵提供了坚不可摧的后方支撑。从这个视角观察，青藏高原确是关乎中华国运生生不息的龙脉藏地⁷⁷。

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做出卓越贡献的“史迪威之路”（图片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鉴于这些历史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交通建设。1959年中苏交恶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为了消除大三线建设的外围干扰，1962年，毛泽东指示在西南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有力遏止了印方对我方的边界蚕食。

1969年3月，中国在东北黑龙江省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珍宝岛针对苏联侵入发起反击，随后毛泽东迅速将目光移至中国大西南，12月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西藏阿里地区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区地处我国西南边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⁷⁸

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这是自史迪威公路之后规模更大的跨国交通，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2015年西藏自治区通过加快建设南亚大通道，对接“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推动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建设，构建对内对外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可以想象，这一格局的建成将使阿里-藏南两地交通更为便捷，联系更为紧密，其政治、经济乃至国防的意义是巨大和深远的。

需要说明的是，1955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撤销西康省，原西康省所属金沙江以东并入四川省，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忽视康区的战略作用，而是由于此时盘踞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已退出印度，南亚次大陆已出现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更重要的是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昌都解放意味着中央政府东进西藏的大门已被控制。是后，西藏和平解放进程顺利展开。

1951年4月，西藏地方噶厦政府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1955年3月，中央政府就作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此时中央撤销西康省设置更有利于西藏与内地的更为密切的联系。同样的道理，如果今后西南方向再出现清末那样的安全压力，在川西“为统筹边地大局，拟请建设行省”的思路必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四 青藏高原与“一带一路”关键线路的安全保障

天时不如地利。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影响不仅是整体性的而且还是辐射性的，它使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拥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而且对联结中国与世界的“一带一路”关键线路安全有着无与伦比的保障作用。

从青藏高原之巅俯瞰，古今丝绸之路从亚洲由东迤西伸向欧洲。至其中腰，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就像环绕青藏高原南北的两条彩带，而屹立其中的青藏高原则像护卫沿两条丝路来往人民的冲天石堡。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其关键地段由东向西逶迤于青藏高原之南。

陆上丝绸之路起自中国古都洛阳，西汉起自古都长安，经凉州、酒泉、瓜州、敦煌、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这条路被认为是连接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其核心地段由东向西逶迤于青藏高原之北。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由此，延绵数千年的古代海上和陆上这两条丝绸之路在21世纪再次焕发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