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公元前4世纪从希腊半岛东来的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前323年）的远征就不会在印度河停止，公元7世纪崛起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大军远征的方向可能就不会是当时还很贫穷的欧洲查理曼帝国，而是已十分富饶的东方大唐帝国——事实上它已被高仙芝大军阻挡在大唐西境之外。

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年打到印度河边的亚历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如果没有这道天然屏障，那今天中国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

青藏高原这种北缓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区与中国中原政权发生天然联系而不与南面的南亚次大陆国家联系遑论冲突，这使西藏天然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还使中国在不需要巨大国防投入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获得了居高临下的地缘优势。阿里地区位于中国西南边陲，东起唐古拉山以西的杂美山，与那曲地区相连；东南与冈底斯山中段的日喀则市仲巴、萨嘎、昂仁县接壤；北倚昆仑山脉南麓，与新疆喀什、和田地区相邻；西南连接喜马拉雅山西段，与克什米尔及印度、尼泊尔毗邻。

在巴基斯坦和缅甸从英印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从地理上反倒有了和平的保证。纵观两千多年中国版图，其伸缩变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边境，究其因，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继，南面上来守不住。正因此，当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都放弃了进入印度的计划。

最能够说明中印之间这种因地理环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规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吐蕃王朝。该王朝历时200余年，其统治范围最广时西起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与大食（即兴起于西南亚地区的阿拉伯帝国）接壤，东至现今甘肃省陇山、四川盆地西缘，北起天山山脉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与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喜马拉雅山脉（海拔8000多米）与天竺（今南亚次大陆）接壤。

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区并迅速向北扩张的吐蕃王朝，曾强大到几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谈婚论嫁”，即使如此，吐蕃王朝的边疆也“不从这个根据地向南方的印度发展”，而是“越过他们领土中最荒凉、最困难的漫漫地区，向中国西部及中亚发展”¹⁶，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没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与中国西域相反，此间中印之间留下更多的并不是冲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国取经的和平佳话。对此，拉铁摩尔解释得比较有力，他说“在西藏地区，山岭代替了长城”¹⁷；麦金德对西藏的地缘政治优势看得清楚，他说：

印度、蛮子¹⁸（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的。¹⁹

如果说西藏与印度之间有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长城”²⁰，那么，西藏的稳定则与整个西域从而与整个中国的全局稳定——通过北面的南疆和东面的川康地区——有着重大的联动关系。

二 西藏问题是中国安全的全局问题

青藏高原是中国大地上隆起最快也是最高的高原。它不仅对中国自然气候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对中国政治气候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管中国西藏南线边境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几乎保持着恒静状态，但青藏高原发生的所有重大事变却都牵动着中国整个西域继而中国全局的稳定。

首先，北缓南陡及海拔自西向东缓慢下落的地形将西藏北与蒙古、新疆、青海三地，东与滇、黔、川三地连为一体，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动荡都会与西藏牵一发而动全身。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朝遂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和五十九年（1720年）两次发兵进藏。康熙从整个西域政治稳定的视角来总结这两次军事行动的意义：

前遣大兵进藏，议政大臣及九卿等俱称藏地遥远，路途险恶，且有瘴气，不能遽至，宜固边疆。朕以准噶尔人等，现今占取藏地，骚扰土伯特、唐古特人民，再吐蕃之人皆近云南、四川一带边境居住，若将吐蕃侵取，又鼓动土伯特、唐古特人众侵犯青海，彼时既难以应援，亦且不能取藏。²¹

康熙认为，西藏乱局将会联动四川、云南、青海等地区，此边地连为一体，其对全国的稳定将产生绝大的威胁。康熙认识到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清兵入主中原之前就采用“取北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²²的策略，曾与藏、蒙等地方势力联手串通、结盟，以至软硬兼施，最后成了反明势力的盟主。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清前期与西藏同为地方政权，清朝派人去西藏，宣扬它信奉佛教和对西藏佛教的特殊崇敬，显然是为了维护它刚刚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联络蒙藏，壮大力量。” ²³1639年（清崇德四年）清入关建立全国统治前夕，清太宗皇太极派人专程去西藏，致书西藏受“白教”迫害的“黄教”僧俗领袖土伯汗和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表示愿支持黄教。

1641年（崇德六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罗桑曲结联合密招厄鲁特部顾实汗率兵入藏，推翻噶玛政权，建立了和硕特蒙古和西藏黄教联合统治的噶丹颇章政权²⁴。

1642年（清崇德七年），西藏地方派出的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友好团也到达盛京，其中就有黄教僧侣集团的领袖人物和硕特部顾实汗（亦译固始汗）²⁵。满清入关前扶持黄教在西藏建立统治政权为清王朝入关后稳定西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以至乾隆皇帝将皇太极指定专用国号“满洲”²⁶的定义也与西藏佛教相联系：

曼珠帝出震东方。国号满洲清字本作满珠。我国家肇基于东，故西藏每岁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盖曼珠音近满珠也。²⁷

1645年（清顺治二年）即满清入主北京的第二年，西藏实权人物顾实汗便派出他的第六个儿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台吉到北京，表达了和硕特蒙古对顺治帝的归顺意愿，此后，顾实汗和五世达赖几乎每年谴使北京，贡使不绝。“蒙藏僧俗贵族互相支持，互相依赖，使和硕特汗王在西藏的统治持续数十年之久。” ²⁸此外，清入关前，漠南蒙古已归附清朝，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朝维系着极密切关系。后金天聪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清太宗征察哈尔刚回来，就在其父努尔哈赤的灵前祭告说：

臣自受命以来，夙夜忧勤，惟恐不能仰承先志之重，凡八年于兹矣。幸蒙天地鉴臣与管八旗子孙等，一德同心，眷顾默佑，复仗皇考积累之业，威灵所至，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谨述数年来行师奏凯之事，奉慰神灵。乃者，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所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²⁹

但是，清王朝与边地地方政权的这些关系在入关前后是有本质区别的。入关前，它们更多地是为了乘明朝衰落之际蚕食明朝疆土、扩大各自地盘的政治需要。清入主中原并成为全国的统治者后，满清的地方利益便与中国整体利益融为一体，清朝统治者开始从中国全局而不是像以前仅从满清的角度来认识和处理与边地的矛盾并与昔日的边地盟友拉开距离，以至对于影响国家统一的边地势力不惜兵戈相向。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治藏实践最有成效、治藏经验最成熟的不是汉人政权而是元、清两届崛起于北方边地的蒙、满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