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目前还处于强势地位，我们必须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打好国际传播的人民战争。”

“只有自信了，我们面对西方的压力才能够不卑不亢，从容不迫；面对自身问题才能够不怕敏感、不怕批评。”

“我们国家对外的形象比较单一，以后会不会鼓励国人去外网多介绍中国？”

在东方卫视5月30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45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副院长范勇鹏教授一起，总结了《这就是中国》开播三年来的重大议题和贡献。

张维为：

《这就是中国》从2019年1月7日在东方卫视开播以来，已经连续播出3年多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这个思想性的政论节目，不仅在国内广受欢迎，而且在海外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在国内，举一个例子，仅以年轻人喜欢的B站为例，至2022年3月10日，《这就是中国》播放量达6144.8万次，订阅量为100.8万，点赞是78.1万。

同一时间段内，在海外平台《这就是中国》已上线正片135期，短视频2331条，覆盖了196个国家和地区，共计逾11.9亿人次，总观看次数超过6573万次，总观看长度超过2183万小时，总点赞数超过98.6万次，总分享数超过50万次，总评论超过16万条。

《这就是中国》也许是中国广播电视史上播出期数最多、收视率最高、对青年人影响深远的思想性政论节目之一，同时也是迄今为止，在国际上传播最广的华语思想性政论节目之一。

不久前，芒克论坛主持人格里菲斯和我进行了一次面向北美观众的高端对话，他一开始就说，我该怎样向北美观众介绍张维为教授？他说也许我可以这样介绍：张维为教授在中国有一台电视节目，很多中国公众通过他来了解外部世界，我喜欢把他看作是中国的扎卡利亚。

说到这儿，我们两个都笑了。因为扎卡利亚是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前主编，在CNN有一台他主讲的思想性时政节目，名字叫《环球公共广场》。这样的类比显然是不准确的。我看了这场对话播出以后的跟帖，一条跟帖是这样写的：这两个人完全不一样，扎卡利亚思考问题摆脱不了西方教条，而张教授能更深入地探讨中西方两种政治制度的不同。另一个跟帖说，张教授可以说流利的英文，但美国、加拿大能找出一个讲流利中文的政治观察家吗？这本身不就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和扎卡利亚先生在政治理念上差别是很大的。七年前，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曾经问过我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他说：张教授，你老讲西方政治模式不适合中国，但为什么亚洲除了中国以外的国家，几乎都采用了西方政治模式？我说，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中国过去30多年取得的成绩超过其它亚洲国家成绩的总和，特别在消除贫困、创造财富、经济增长这些中国人最关心的领域内，背后当然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

当然，我非常尊重扎卡利亚，他是一位很有见地的思考者，我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过他200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叫《后美国世界》。其实像谁不重要，关键是《这就是中国》节目产生了相当的国际影响，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看到YouTube上有大量的跟贴，90%以上都非常积极。一位叫做wildlife的观众写道：节目的质量很高，思维严谨，逻辑严密，有史实、有数据、有案例，每看一次都像上了一堂课。一位叫Sen的观众说：真棒，节目对理解当代中国很有价值，希望其它国家都能学习中国的成功之道。

另外一位叫做Jason Chng的观众，他这样说的，我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不知怎么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另外一位叫做Tom Shih的观众说：这个节目有深度，有洞察力，从不回避尖锐的问题。还有叫UFO的观众写道：我是美国人，回顾过去50年，美国军队杀害的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但是美国人通过战争解决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作为美国人，我感到非常地内疚。

国外也有英文网站把我们节目内容翻译成英文发表，也研究我们的文章甚至论文，我们提出一些观点被广泛地引用或者讨论。比方说《南华早报》去年6月9日发文，说张维为过去20来年一直主张“中国自信”，一直认为中国模式优于西方模式，现在他通过《这就是中国》进一步传播他的观点。

阿尔及利亚资深学者法伊萨·卡卜博士把我们这个节目的文稿《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翻译成阿拉伯文出版，他说张维为通过国际比较，向世界讲述中国，抽丝剥茧的方式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更容易地理解中国。

今年一月，欧洲最大的当代中国研究机构，发了一篇文章，它这样说的：2019年，受到中国国家的支持，以“让中国话语能够被社会更广地接受”为主旨的《这就是中国》上线，每次张维为主讲一个话题，嘉宾发表观点，更多的时间是圆桌讨论，主要是青年观众，他们可以向演讲者提各种问题，人们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这个节目，有的配有英文字幕。

这篇文章里这样说，他说张维为、李世默等求学于欧美，娴熟掌握中文和英文，在和西方学者的辩论中，他们获得西方媒体的关注。同时他们又横跨中西网络空间，他们“正在积极重塑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他们的观点不仅吸引了中国的都市青年，而且“吸引对西方日益失望的全球受众”。

这篇文章的观点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是对的，我们确实希望“重塑世界对西方的认知”，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我们要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事和对世界的主流叙事，确立中国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

现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模式感到失望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西方制度各种弊病造成的，所以我们把中国作为一种参照系，进行全方位的国际比较，对很多外国人也有启发和帮助。

不久前，一位欧洲的年轻学人撰写了一篇关于《这就是中国》的论文，他以我的十五篇演讲为案例，分析我的理论框架，他认为我们产生了一种可以和西方互动的新话语，值得西方重视。作者这样说，他说这个节目在积极地尝试用一种普通中国人和普通外国人都能理解的话语进行交流。比如，张维为用美国人熟知的“民有、民治、民享”标准来比较中美的政治制度，指出美国的制度弊病，并提出“中国的眼光早已超越了美国模式”。

这个作者认为这种自信的新话语不同于官方话语，它可以更多地增加中西方跨文化的理解。尽管中西方在制度上存在差异，但这种新话语对中国制度的解释比官方话语更加细致入微。张维为的这个话语展示了一个正直而理性的中国。

在今天普遍担心“新冷战”的背景下，那些对中国意识形态新话语采取否定立场的人可能不欢迎这种声音，但对于那些更有好奇心，更愿意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来说，这种中国新话语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我想沿着这个思路谈谈官方话语和其它话语的关系。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官方话语，这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我们发展的“定海神针”。但我们一定要了解，在世界范围内，西方话语目前还暂时地处于强势地位，在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开放、高度网络化的情况下，仅有官方话语是远远不够的。今天西方对中国的话语围剿，它既是官方话语的围剿，也是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的围剿，西方打的是这些话语的“组合拳”。如果我们仅靠官方话语回应的话，是难以应对西方话语对中国的挑战。

所以我们必须推动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齐头并进地发展，打好这些话语的“组合拳”，打好国际传播的人民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