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西方还在抹黑中国，但纸终究包不住火，这次抗击疫情是一场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全方位的比较，中国胜出。”

“现在是我们作为人类，相互合作的时刻。我们不要贸易战，我们要合作。”

8月23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70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探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重重挑战，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

上次和大家谈了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地位变化带来的挑战，一个是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今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文明冲突的挑战以及政治制度竞争的挑战。

首先是文明冲突的挑战。1993年，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学者萨缪尔·亨廷顿教授在美国《外交季刊》发文，提出“文明冲突”的观点。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他提出今后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分歧，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特别是“文明的冲突”。在亨廷顿看来，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挑战是毫无疑问的，但这种挑战不具根本性，因为伊斯兰文明没有“核心国家”，所以无法震撼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那么谁有可能撼动这一体系呢？亨廷顿当时就把目标放在中国，一个在东亚秩序中支配地位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他还认为伊斯兰文明可能会与中华文明联手对付西方基督教文明。

多数中国人实际上是不认同他的观点的，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和睦相处。但是，这次疫情蔓延过程中暴露出大量种族主义言行，从一开始的“这是黄种人的病”，到对华人、亚裔的歧视以及对中国的污名化，包括去年中美贸易战期间，美国国务院有位高官所说的“这是与非白种人的冲突”等等，我们可以知道，亨廷顿只是用学者的话语讲出了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深层次的“西方中心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种族主义心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要联合西方和世界各国反对种族主义的力量，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亨廷顿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是一个历史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我们的政治文化传统要比西方的文明更加包容。我们一直认为不同文明可以互相借鉴，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双赢多赢，但被“欧洲中心论”熏陶了数百年的西方人，要接受世界不同文化各有千秋，可以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这是很不容易的。中国一个小孩子都懂“三人行必有我师”，但西方主导的文化中还是“三人行我必为师”。

当然这次西方因此而栽了大跟头，对中国防控经验，西方这种傲慢和偏见祸害了西方自己。但即使在今天，在新冠疫情横扫西方世界的时候，要西方人配戴口罩还是那么的困难，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过去几个月中，西方这种愚昧我们见的还少吗？国内一些公知动不动就要给中国人民启蒙，其实今天更需要被启蒙的是中国的公知和许多西方人，不知道这次疫情悲剧能否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明智起来。中国人有从善如流的文化基因，西方人受宗教影响更相信有某种“绝对真理”，很多人真的是唐吉诃德，不碰南墙不回头。

另外，中西方有一个主要差别，西方历史上有上千年的宗教冲突和战争，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或是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的战争，而中华文明相当独特，中国历史上也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但鲜有宗教战争。这种差异与西方一神教的传统有关。一神教的传统意味着排他性非常强，你和我的信仰不一样，你就是异教徒，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我必须把你变得跟我一样，否则你就是我的敌人。相比之下，中国宗教传统本质上比较包容、综合，所以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传统，出现了儒释道互相交融、相得益彰的局面，使中国社会成功避免了长期宗教战争的煎熬，我想这应该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当年欧洲许多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等，面对欧洲政教合一、宗教战争频发的现象，高度赞赏和羡慕中国这种他们称之为“自然宗教”的传统，就是比较贴近自然的、世俗化的、非政治化的、非零和游戏的伟大传统。

和西方相比，中国宗教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就是宗教不允许干预政治，政教分离的传统在中国远远早于西方，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在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频发的今天，这种中国传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伟大智慧。

当然，要西方接受这些事实和智慧并不容易，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二十来年，西方经济普遍低迷，民粹主义政治极其蔓延，导致今天西方右翼势力在很多国家纷纷抬头。西方右翼思维的特征大致如此，对内，担心移民造成国家认同危机，对外，仍然沉迷于“白人优越论”。中国的成功，包括抗疫的成功，都威胁了他们的优越感，威胁了西方，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想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加以“遏制”。

亨廷顿当年就主张美国要联合欧洲形成西方文明的合力来对付中国，一些西方人现在也想推动这种联盟，以维持西方继续主导的“疫情后的国际秩序”。但不久前，英国《卫报》发表了一篇评论说：“1945年之后，欧洲与美国建立了跨大西洋联盟，妖魔化苏联；但在今天，不管欧洲国家有多么不满，都不大可能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其他地区更是如此，毕竟当今世界联系更加密切，更加互相依存，对美国的敬畏也更少了，而美国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双重危机也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