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刚才讲的阻击战、歼灭战、总体战、人民战争，以及支撑这些作战方法的制度安排，包括制度的迅速反应能力、指挥决策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整体动员能力，以及可以统一调动的财力、物力、生产力，完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正在重新界定现代化和现代性。我相信疫情过去之后，西方会有更多的人士认识到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明显优势，认识到什么是现代化和现代性2.0版本。

面对自己应对疫情的频频失误，西方也有不少人开始反思西方制度的缺陷和弊病。德国《明镜》周刊4月5日载文说：美国在我们面前“崩溃”了。美国总统否认自己任何责任，而美国各个州正在争夺呼吸机设备。同一天，德国政论刊物《西塞罗》的一篇文章说，西方国家不再是世界的榜样，有很多迹象表明，疫情危机也可以被视为西方衰落的象征。英国《每日电讯报》最近刊文，疫情就像地震，它可能重塑全球秩序，那些自鸣得意的政府将被无情的选民撕成碎片，特别是尚未从雷曼危机中完全回复元气的西方政治体制将遭受二重重创。

实际上早在2月27号，澳大利亚一位资深媒体人就撰文对西方媒体欢呼的这场疫情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表示了担心，文章标题是，如果到头来是中国共产党给我们大家都上了一课，那可怎么办？文章写道，在西方看来，中国不透明、多疑，这应当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然而目前的这场危机会压垮北京吗？中国过去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唱衰中国者往往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过去12年中整个世界所经历的两次全球性危机联系一起来思考，一次是全球金融危机，一次是这次的新冠疫情危机。在这两场大考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都大大好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抗击疫情可能是中美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竞争的一个分水岭。

在过去的节目中我说，对于国人，这次抗击疫情是一次规模最大的体验式、开放式的制度自信公开课；今天我要说，对于外部世界，尽管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一些主流媒体还在抹黑中国，但纸终究包不住火，这次抗击疫情是一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全方位比较的全球公开课，中国胜出，中国社会主义胜出。

今天就谈这些，谢谢大家。

圆桌环节

主持人：刚才张教授在演讲中说，现在可能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竞争的一个分水岭。分水岭这三个字，想听听范教授的解释。

范勇鹏：我完全同意分水岭这个提法，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优越性，其实是一个很短的历史过程，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地球上没有多少人相信西方那套道路或者制度能够取胜，能够走得通的。后来是1991年苏联解体，西方人获得了制度自信。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西方制度已经在道义上和功能上破产了。但是人类的观念演化往往会落后于实践发展，所以一直到今天，很多人还是留有这种观念，认为西方人宣扬的那套自由主义、分权、竞争性选举，这些东西是政治里面最关键的价值。

但实际上当面临危机的时候，一个政治制度中真正有用的东西是什么？我大概总结了三条，第一是权威，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就是一种权威。你看今天世界上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大多都是有一定权威的国家。第二是组织，政治制度和社会，都需要一种立体的组织结构，能够把一个平面的社会给组织起来。这次疫情，大家都非常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组织能力是非常强大的。第三个非常关键的是价值。我们能看出来，一个制度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价值，在它怎么应对疫情、怎么权衡人民的生命安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资本、企业等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起了非常深层的作用。大家知道，资本主义其实拆开了就是以资为本，但中国的文化传统上是民本，是以民为本，我们今天叫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本。所以在一些深层价值上，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有很大不同。

主持人：今天在线上将请到一位特别嘉宾，他是希腊前总理乔治·帕潘德里欧先生，我们接下来马上连线他，您好，帕潘德里欧先生。

乔治·帕潘德里欧：您好，很高兴见到你。

主持人：我也是，我们也在观察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因为不同的制度，可能抗击疫情的做法确实就是不一样，所以想听听您的观察。

乔治·帕潘德里欧：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我致以诚挚的问候，祝愿在中国的你们身体康健，一切都好。首先，我认为病毒当然不会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有任何不同的表现。新冠疫情对全球来说，都是措手不及的，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如何做好准备。我当然认为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我想现在并不是进行意识形态战的时候，等到疫情结束之后，我们倒是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

主持人：是，在疫情过去之后，可能人们会意识到很多东西，事实上我们也很想知道，在您的观察当中，您觉得这次疫情发生，会对整个世界格局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乔治·帕潘德里欧：我认为新冠疫情传递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都是平等的，病毒可以感染任何人，无论是富贵还是贫穷，无论是什么宗教、什么种族、什么国家。我们都是人。正如最近，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所说的那样，现在是求真时刻，而不是求战时刻。现在是我们作为人类，相互合作的时刻。希望所有领导人，尤其是像中美这样的大国领导人，都能秉持这样的信念。我们不要贸易战，我们要合作。疫情之后，我们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大衰退，如何让人们复工？如何让他们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全球的供应链不能阻断，我们需要合作。这种信念已经非常明确了，全世界人民也都在表达这一心声，而那些率先为此做出努力的国家，终会得到好的回报。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两年前我在新加坡的演讲里就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连接了亚洲和欧洲，中国和欧洲。让我们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基石。这是一个很好的倡议，在这些领域，我们可以建立新的全球性的社会契约，去面对挑战。

中国帮助了希腊和很多其它国家，我也对此表示感谢。中国和希腊一直以来都保持了密切友好的关系，希腊从中国购置了必需的医疗物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通过各类机构也向希腊捐赠了大量的医疗物资。因此我谨代表希腊人民，感谢你们在全球都陷入困境的此时此刻，给我们提供的帮助。

主持人：谢谢你对中国的祝福。刚刚听他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吁。

张维为：他强调这一点，正好说明这次疫情暴发之后，国际社会缺少这一点，这是最大的问题，西方一开始就要污名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美国疫情这么严重，还要在台湾海峡、南海制造问题，这就是居心不良。

主持人：所以现在大家也在讨论一个词 “新冷战”，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加剧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制度之间的 “新冷战”的产生，两位怎么看？

张维为：其实是美国、西方不少人公开用这个口号，有的甚至觉得“新冷战”已经出现了，就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保守派、鹰派，包括像前白宫幕僚班农在两三年前就说，最多还有5年时间，否则对中国就没有办法，必须想办法遏制中国。

但实际上打冷战也很难打，为什么？首先，美国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也不一样了，美国的盟国也不一样了，在过去二十多年发生巨大变化；现在特朗普领导的美国的特点是“退群”，他在往回缩，他不想担负起过去所谓意识形态冷战的领导者的作用，中国比当时的苏联方方面面都要强大很多，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各种利益交叉，因为是一种嵌入型的发展模式，是开放的、合作共赢的。你制裁华为，那你苹果也受损失，高通也受损失，损失也非常之大。现在美国找不到像样的盟国愿意跟它一起打冷战了。所以即使它能够开始这场冷战，我想也是短命的，这是我的一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