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混乱解读 会贻误改革蓝图的全面落实

经济学界和媒体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混乱解读，可能延误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改革蓝图的全面落实，又会延误运用必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客服通缩、稳定经济增长的战机。

中国面对的经济问题错综复杂。在讨论短期或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为了方便，经济学家则往往把相关问题分为两大类：结构改革（structural reform）和宏观需求管理（或调控）。凡无法用宏观经济政策解决的（增长）问题就称之为结构问题。而为解决结构问题进行的改革则称之为结构改革。

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要解决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见效慢但效果持久，主要解决长期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可持续增长）下降问题；后者见效快但效果一般短暂，主要解决当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产能过剩问题。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从来就不是解决中长期问题的药方。

还需指出的是：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相辅相成，并不相互排斥。例如，为了增加消费需求，除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如减税，还需完善社保体系，后者正是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反之，在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化改革的决议的同时，并不妨碍必要时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硬着陆。

结构改革和宏观需求管理在理论上无矛盾。但在实践中，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一个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利弊取舍问题。如何取舍则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我们希望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但消费增长速度过于缓慢，我们可能就不得不提高投资增长速度。

中国的投资率本来就已经过高，进一步提高投资增长速度可能会导致投资效率的进一步下降。但为了保住增长底线，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进一步增加投资。尽管不利于短期经济增长，为了治理污染，我们可能不得不关闭一些企业。

经济学家有责任说明相关抉择的利弊。至于如何取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经济学家无法也不应置喙。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有全面的理解。第一，结构改革主要解决长期问题，但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短期问题。第二，“供给侧”非常重要，但不意味着“需求侧”不重要。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在执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时，应该防止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对企业进行不当干预。

例如，“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本应该是在政府创造一定的宏观经济、制度和政策条件后，由企业和金融机构根据市场供求自行完成的。而“结构改革”需要政府通过法律、法令和行政手段自上而下贯彻执行。只有避免机械地理解“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才能防止各级政府为了完成层层分解下来的任务，越俎代庖，用行政命令手段解决本应由市场和企业根据具体情况自行解决的问题。

以日本为镜鉴：多管齐下，从供需两端着手 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当前中国最值得借鉴的一点是，要正视通缩风险，抵御错误思潮，分清主次矛盾。

9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迅速下滑，从1990年的5.7% 降至1992年的0.8%。日本政府并未给与足够重视，在日本亟需总需求调节的时候，反对需求管理政策的思路，特别是结构性改革是唯一出路的论调成为了主流观点，导致后来政策连连失误。

在资产价格暴跌，债务通缩风险初现时（90年代初），日本国内盛行“清算主义”思潮，即认为这是前期经济繁荣之后市场自我调节必然结果，宏观调控会妨碍市场出清过剩产能，不利经济复苏。

部分学者甚至从“道德”的高度，认为资产价格迅速下滑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到“劳动”的重要性（Yukio Noguchi，1992）。随后到90年代中期，日本的通胀指标已经明确指向通缩，但国内仍然认为其根源在于各种结构性的因素，包括全球化后进口价格降低，前期泡沫时期银行坏账积累过多，监管约束过多，国企僵化。

再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如Nakatani等，认为人口老龄化、科技进展趋缓使得潜在增长率下降，从而经济放缓。

而在90年代后期，人们终于认识到经济确实有通缩。许多国际知名经济学家，如Krugman 和Bernanke等明确指出了日本经济亟需采取提振总需求的措施。

但日本媒体和部分经济学家却将总需求政策和日本历史上一些失败的促进通胀的措施联系起来，从而使周期调节政策被赋予了“制造超级通胀”，“阻碍改革进展”等负面形象， 被认为是无效且对经济有害的措施。

尤其当名义利率下降到零时，偏保守日本央行不愿意冒风险采取进一步的宽松手段，而财政部又每每受到“财政整顿是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等国内思潮的影响在扩张时犹豫不决反复无常，从而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加剧了市场对宏观调控政策的不信任。

综上所述 ，在通缩初现时，错误思潮使得结构性改革，如财政整顿（多为财政紧缩措施）、放松监管、加速私有化等成为当时政府工作的重心。逆周期调节措施的缺位，让日本错过抵御通缩的最佳时机。 

而随后当政府开始采取货币、财政宽松措施，通缩已然根深蒂固，因此那些逆周期调节措施并没有立竿见影。这进而又促进了“逆周期调节无效”说在日本的盛行，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政策失误。

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我国经济增速自三年前就开始明显放缓，而多个通胀指标亦齐步走低，企业产能利用低下。相对于人口老龄化等缓慢渐进的趋势来说，总需求的下降更加剧烈，这也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

通缩危险不容小觑，其不断推高企业融资成本，侵蚀利润，推高债务负担，打击市场信心，拖累需求恢复。在悲观预期下，需求不足和价格下跌相互自我强化，或使经济面临陷入螺旋式下跌通道的风险。

诚然，在此前经济危机后的刺激政策下部分行业出现了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亟待解决。但我们并不应该因为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而拒绝为整体经济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让没有产能过剩的行业的资源闲置。

更何况，货币、财政宽松等拉动总需求恢复的政策，可以为供给侧去产能、去库存等改革提供必要的融资、财力支持。毕竟，去产能需要额外的投入来安置转岗工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刺激需求恢复后名义增长的回升也有助于帮助企业盈利恢复，进而降低债务负担。

因此, 当务之急在于多管齐下，从供给、需求侧同时着手，不可偏废其中任何一方。

忽略短期经济增速下滑 会陷入经济发展陷阱

结构调整必定导致资本调整成本，以及劳动力工作转换的摩擦性失业，这会导致两个问题。

第一、供给侧的结构性的调整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效果的出现往往是长期的。

第二、从结构调整开始到改革效果出现之间会存在短时期内的经济下滑。

令经济学家忧虑的是：以上的两个问题的交错影响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形成经济发展的陷阱。

比如对企业经营者来说，由于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需要时间，回报存在不确定性，重新组织企业生产成本巨大，如果经营者不愿意承担当前的回报下降，就没有动力推进结构调整，导致调整周期进一步加长，调整成本持续提高。

又比如对职工来说，选择新工作需要时间，但是如果经济下行，那么找到新工作的回报可能不比原来的有多大改善，所以职工就缺乏搜寻新工作的动力，也没有投资新技能的激励，出现职工坐等退休，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行为。

如果新产业得不到需要的劳动力，结构调整如何顺利的推进呢？

所以，需要给供给侧的结构性的调整提供激励。而这种激励往往在经济繁荣、稳定的时候更容易获得。

而当前的情况是，我们把短期宏观经济调控任务和长期结构性调整的任务，混淆在一起了，处理的方式有一边倒倾向，强调通过调结构和去杠杆这种长期的政策来消除经济下行压力，客观上却容易造成了忽略短期任务的急迫性，比如经济的需求侧。

这是我们担心经济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