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青年吊丝化与悖扭状态

198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领域树立“大写的人”和个人主义文化，用来反思革命文化、计划经济体制的组织化、集体化对个性、个体的压抑。从1980年代之初《潘晓来信》中离开工厂追求“一叶小舟”的潘晓到王朔笔下游荡在北京街头的待业青年，再到90年代被大众媒体所热捧的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个人价值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化书写的最强音。

这种个人主义文化有两种功用，一是用个体自由的选择来反对体制、组织、集体的强制性，二是用个人主义的奋斗和个人成功的美国梦来印证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如电视剧《外来妹》、《北京人在纽约》等），甚至个人主义英雄、伟人成为历史叙述的主角（如帝王剧、红色革命历史剧等），因此，以个人主义为底色的小资文化成为反对旧体制、为市场经济新体制背书的关键环节。

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秩序全面确立，那些1990年代出现的白手起家的成功故事逐渐被白领职场的奋斗故事所取代，如电视剧《士兵突击》（2006）、《奋斗》（2007）、电影《杜拉拉升职记》（2010）等职场影视剧开始流行。2008年前后，这些相对乐观、积极向上的励志故事又开始褪色，洋洋自得的小资被自我矮化的吊丝这一命名方式所取代，显示了都市青年人在日益资本化、金融化的大都市所遭遇的晋升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青春职场故事演化为三种类型，也预示着青年人的三种出路，一是青春职场的腹黑化和逆袭故事，逆袭可以成功，但这种成功被污名化，如电视剧《后宫·甄嬛传》（2011）、《北京爱情故事》（2012）；二是经过一系列心理挣扎之后，吊丝认识自己就是失败者，如电影《老男孩》（2011）、《心花路放》（2014）等；三是既然无法逆袭成功，就只能认同于更大的权贵、选择与土豪做朋友，如电影《小时代》系列、电视剧《欢乐颂》（2016）等。

第一是职场腹黑化。

在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观众对反面角色高氏姐妹和祁同伟非常同情，认为他们是穷苦人，他们只能靠出卖身体和灵魂来实现逆袭。这种逆袭腹黑化开始于2011年根据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后宫·甄嬛传》。

这部剧看起来是一个杜拉拉式的白领职场故事，只是相比杜拉拉的得与失，甄嬛所经历的却是如履薄冰的生死之战。在皇帝的后宫世界中，实行的却是一种科层化的管理，妃子分为官人、常在、答应、贵人、嫔妃等不同的级别。在甄嬛从“常在”到“皇太后”的晋级之路中，不仅多次被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且练就了五毒不侵、心狠手辣的铁石心肠，其“成功”的代价则是从仪态万方的大家闺秀，蜕变为了后宫深闺中的孤家寡人。这种宫廷斗争没有正义与邪恶，只有胜利与失败的丛林法则。

《甄嬛传》剧照（图/东方IC）

2012年热播的青春剧《北京爱情故事》也是如此，农家子弟石小猛大学毕业之后面对北京这个欲望之都，却“清醒地”知道无论自己如何努力、奋斗都不可能与同窗好友“高富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甚至连入场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已经变成了与狼共舞的资本战场。在这个看不见的“资本”角斗场中穷小子石小猛再也找不到奋斗、励志和升职的空间，除非他也变成后宫中甄嬛般的腹黑女，于是，石小猛成为和祁同伟一样的19世纪的于连，等待他们的不是逆袭的喜悦，而是一败涂地的灵魂审判。

第二是吊丝的自怨自艾。

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和1950年代的“青春之歌”不同，当下的青春影视剧更多地讲述爱情、友谊等小清新、小时代的青春校园故事，这也是消费主义时代典型的青春想象。就像《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2013）、《小时代》系列、《匆匆那年》（2014）一样，高中校园生活如同过家家一样的纯洁无瑕，充满了无私的友谊和爱情的甜蜜，让人无限怀念，而一旦升入大学或进入社会，就会遭遇爱情的背叛和友谊的终结，自由竞争的成人世界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的现实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