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电影、电视剧在文化产业化的政策推动下，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不仅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效应，而且也是展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文化窗口。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崛起成为一种可见的、可感的事实，中国的自我想象和文化表述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出现了一些有中国主体意识的表达、中国与西方也开始平起平坐了，甚至有中国特色的叙事也具有了普世意义等。

本文主要以近些年热映、热播的影视剧为例，来尝试描述中国崛起时代的文化经验，大致总结出三种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故事：

一是对国家、体制的重新认同，这一方面体现在一些高票房的有国家意识、大国情怀的作品（如电影《战狼》、《湄公河行动》等），另一方面人们对国家制度的内部改革、清明政治充满渴望（如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琅琊榜》、《人民的名义》等）；

二是表现青年吊丝化的作品，青年主体越来越对再阶级化的社会处境感同身受，他们一边吐槽、哀叹，一边强迫自己认同于主流逻辑（如电影《心花路放》、电视剧《欢乐颂》等）；

三是对改革开放的再反思，特别是对1990年代社会转型的再评价，一方面呈现90年代体制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如电视剧《大工匠》、《下海》、《蜗居》等），另一方面怀念社会主义单位制空间（如电影《黑处有什么》、《少年巴比伦》、《八月》等）。这些不同面向的中国故事共同拼贴为一个多元的、复杂的中国，也为更加辩证地理解中国崛起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提供一种文化视角。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新的国家意识与文化认同

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种文化形态，一种是借鉴于港台、日本、美国的流行文化、商业文化，这种文化传递个人主义、消费主义等价值观，第二种是1980年代末期出现重新宣传红色历史、爱国、爱党等价值观的主旋律。这样两种文化尽管存在着裂隙，但在反思革命文艺、批判计划经济体制的意义上，又有着高度共识。

1990年代主旋律开始从伤痕、反思的废墟中走向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为核心的新主流共识，与此同时对体制的反思、对革命的嘲讽依然是大众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1990年代骤然加速的市场化改革也需要这种反体制文化的配合，使得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危机和矛盾变成一种“旧体制惹的祸”，于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的国有企业在“抓大放小”的铁腕改革中变成一种被牺牲的社会阵痛。

新世纪以来，经济上与WTO全面接轨、政治上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领域由双轨制变成单轨制，中国进入经济高速起飞的阶段，国家主义、民族复兴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统合性的新主流话语。在这种背景下，以电影、电视剧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出现了三种新的表述，一种是现代主体，二是大国意识，三是对清明政治的向往。

首先是现代主体的浮现。

2017年初，腾讯投资的网络独播剧《鬼吹灯：精绝古城》热播，点击量超过40亿人次，这显示了移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在文化传播领域的影响力。这部网剧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味，这不仅是一部中国版的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夺宝奇兵》，更重要的是借摸金校尉胡八一的知青、越战老兵的身份把中国当代史镶嵌到寻宝、探险的故事里，从而使得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革命历史与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对接起来，并用这种对未知、他者之地的探险来表达一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现代精神。

《鬼吹灯：精绝古城》剧照（图/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