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我以高级学者身份，前往苏联访学。但就在我抵达莫斯科那一天，苏联三个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宣布解散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12月25日，走投无路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的国旗所替换。

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国际共运史、长期跟踪世界社会主义进程、长期探讨苏联问题的学者，我目睹了苏联从风雨飘摇到国亡政息的全过程，并且借学术访问之机，到原苏联各地调研考察，对一些国家的政局走势、经济状态、族际关系、文化生活、社会秩序和人的道德面貌，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印象极深，感悟颇多。

于洪君大使到任后在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使馆门前留影

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已进入“死胡同”。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外交困，苏联作为统一的联盟国家风雨飘摇，大有朝不保夕之状。当时，中国援助苏联一批物资，以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中方派专人经铁路护送到莫斯科。

5月8日，我和同事登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想到很快就能前往曾被誉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莫斯科，并且能漫步在盛名远播的红场，拜谒列宁遗容，我的内心非常激动。

但转念又想，世界真的变了。当年的苏联“老大哥”统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争雄天下，如今却焦头烂额。其实力地位今不如昔，政治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丧失殆尽。

于洪君与华为员工座谈后合影。

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中苏交往的大门刚刚开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几乎成了“倒爷”专列。这些人国籍不同，有“苏联倒爷”、“波兰倒爷”、“匈牙利倒爷”和“中国倒爷”之分。

“中国倒爷”又因籍贯和目的地不同，分为“广东帮”、“北京帮”、“浙江帮”、“福建帮”和所谓的“莫斯科兵团”、“布达佩斯兵团”、“维也纳兵团”、“罗马兵团”，等等。

这些特殊旅客的共同特点是“辎重”过多，致使列车容易倾斜。每遇弯路，司机就不得不格外小心。为了能顺利抵达目的地，“倒爷们”一般都比较规矩，相安无事。但对于出境时中国海关限制过重“行李”，他们十分不满。有人吵吵闹闹，有人哭哭啼啼，还有人骂骂咧咧。

列车自蒙古进入苏联境内后，发生好些令我无法理解的“怪事”。

首先，苏方边境全城停电，站台内外一片黑暗，海关人员秉烛办公。附近邮电所因为停电，连传真电报都无法发出。

其次，一位军官带我们办理入关手续，竟向我们索要糖果，理由是他很久没给女儿买礼物了。我的同事给了他一把糖果和一罐杏仁露饮料，他高兴得连连致谢。

第三，苏方铁路员工在列车上搞“第二职业”。他们像“提篮小贩”一样穿梭于各个车厢，高价出售苏产照相机、望远镜、刮胡刀等商品，同时大量购买中国乘客携带的生活用品。

最后，“中国倒爷”在包厢里按黑市价用美元大量兑换苏联卢布，据说可以解决零花钱，包括前往莫斯科的车票钱，因为用卢布购票十分便宜。

受以货易货交易气氛的影响，某些并非“倒爷”的中国乘客，也加入到临时停车那短暂而混乱的交易中来。

中方有人因缺乏经验被抢走相机，也有人混乱中丢失钱包和证件，苏方则有人因交易未成或受骗上当而恼羞成怒，对着徐徐开走的列车投石块。看到这些可叹又可悲的情景，我无论如何笑不出来。

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运行速度很慢，走走停停，用了一周时间才抵达莫斯科。为表明苏共对这批援助物资的重视，同时也为了表示苏共关心民众疾苦，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率领党员干部到火车站卸货，并且亲自设宴招待我们。

席间，这位书记详细地向我们通报了物资发放情况，同时一再强调，他们绝不让这批物资流向“自由市场”。可几天后，我在莫斯科“马路地摊”上发现了中国产的午餐肉和小泥肠，而这正是我们提供的救援食品！我向陪同我们游览的苏联同志示意了一下，他没做任何反应。

我们的主陪是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通顾达寿，此人早年曾多次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担任翻译，中文名字据说是毛泽东起的。同顾达寿等人交谈时，我深深感到，尽管中苏对立几十年，但普通苏联人对中国还是非常友好的。

与此同时，我也亲耳听到并切实感受到苏联社会对改革前景的忧虑和无奈。顾达寿和苏共国际部人士告诉我们，由于经费削减，苏共中央国际部大幅裁员。

苏共虽为执政党，但已不能从国家财政方面获取任何资金支持，反而要为保卫党的财产而斗争，但结局如何，不得而知。他们还说，1990年6月俄联邦将选举自己的总统，早已退出苏共的叶利钦将赢得胜利，苏共和苏联中央政权的日子将更加艰难。

那时，苏联正处于政治决斗的前夜。社会紧张气氛膨胀到极点。但我们在莫斯科逗留那几天，局势还是平静的。没有大规模集会，没有示威游行，连警察也不多见。

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大教堂，以及珍宝馆、兵器馆等，照常开放。地铁车站等公共场所秩序井然。阿尔巴特街等主要街道人头攒动。妇女进入大剧院等演出场所，照旧要着节日盛装。孩子们看完节目，照样手捧鲜花上台致谢。

在苏方精心安排下，我们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内不对外开放的列宁办公室，聆听了列宁的讲话录音。大家即景生情，仿佛回到了十月革命那如歌岁月。拜谒列宁墓时，我们发现，苏联“一号岗”执勤军人依然英姿飒爽，参观者依然络绎不绝。

但顾达寿不无感叹地告诉我们，这几年来，新婚夫妇到列宁墓前举行仪式的少了，到克里姆林宫后墙边无名烈士“长明火”前献花的也少了，去教堂的人却越来越多了。

在莫斯科，我们有意识地逛了逛商场，感到市场供应情况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差。面包牛奶经常断供，水果蔬菜品种极少，家电服装等虽然有售，但选择余地很小，大部分柜台空空荡荡。有些在售货物，价格一天一变，有的高得离谱。

譬如毛料西装，标价500卢布，苏联人极少问津，因为这样的价格他们难以接受。某些苏联人把我们当成“阔佬”，穷追不舍地兜售苏产照相机等物。几个茨冈族小姑娘跟着我们乞讨。我的同事送上几个戈比，她们竟然嫌少，顺手扔了出去，弄得我们十分尴尬。

这次访问莫斯科，我看了许多，听了许多，感慨与感悟也有许多。一年后，当我以高访学者身份再来莫斯科时，苏联已经成为历史，莫斯科已经是俄罗斯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