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解决危机的中国经验

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对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不去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在库里。怎么办？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一转，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只要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

然而，这还是一个小的政策，只是把补贴外国消费者的，补贴给中国老农民。

家电下乡，图片来源：洛阳网

前提是什么？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啊。买洗衣机得有水是不是？买冰箱得有电对不对？在我所了解的领导人当中，温家宝是非常重视农民利益的，从他担任总理那届开始，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政治局2005年9月会议上，提出了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2006-2009年，三年过去，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2015年，国家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是几乎没有回报率可言的。那私人资本干不干？当然不干。谁能干？只有国家干。

例如，国家电网向农村送电，80%线损率不能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农电只能亏损，由国家电网抗着，若演化成坏账，则只能国家银行背着。我们听一般知识分子讲国有企业没效率，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国家往农村修路，修到村里去了，敢跟老农民要养路费吗？敢在村口设一个卡子跟农民收费？收得着吗？真去收，一扁担打趴下你。收电费，说你多耗80%，多交80%以上电费，收得着吗？也收不着。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的过程，几乎都是国家干的。不是不邀请私人资本干，也给补贴，但私人不愿意干，回报率太低，回收太慢。

于是，当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输入型危机，规律不可抗，2008-09年是全球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我们当时叫“进口通胀”，单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没用。这时候，只能靠看得见的手，美国就是一手增加国债，一手增发货币，用增发的货币买增发的国债。

中国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把这套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你就赢了，没空间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当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当了几年世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陆空间壮大，这得感念秦始皇老爷爷，从他那时候，当然他也太残酷了，让我们知识分子骂了他2000多年，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统一。从此有了这样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多说一句话，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以后别再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2000多年封建的包袱，我们2500年前就告别封建制，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又做了分封，发现不行，还得平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我们早已告别封建，马克思研究的欧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万别拿欧洲史来套中国，那叫历史虚无。

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

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

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是试图用“皇权直接下到老百姓炕头”的办法，那得多高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国家治理一直管制到户，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的。所以说，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这个国家稳定不下来。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要像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一样，均田免赋，我们是1949年均了田一直不免赋，一直到2006年才免赋，隔了多少年？47年，才免了赋，半个世纪左右。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这也许是farmer和peasant的区别，图片来源：wiki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曾经讲到过，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6、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所以水木然认为西方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打仗，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新农村建设。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

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

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在课堂上我们可以讲利益集团多元化，利益集团条块分割尾大不掉，所以，中央一定会举起反腐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