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看30岁的林肯是怎么说的：

“让每个美国人，每个自由的热爱者，每一个子孙后代的祝福者，都以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反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他人违反法律。如同1776年的爱国者以行动表明对《独立宣言》的支持，每一个美国人也要用他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声誉起誓，捍卫宪法和法律——让每一个美国人记住，违反法律，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就是撕裂他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让每一位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得到讲授——让法律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法律在布道坛上布讲，在议会厅内宣讲，在法庭和法院中得到执行。简言之，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富人穷人、各种语言、肤色和阶层的人们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永不停息。”

上面这段话是我们现在引用最多的，其中的根本就是“让法律成为这个民族的政治宗教”。我们可以看到，当建国者离开政治舞台的时候，林肯是如何讲述法治的，对他来说，违反法律，当然也包括宪法，就是践踏父辈的鲜血，撕裂自己的人格以及子女的自由。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林肯把宪法理解成为一个跨越代际的对话过程，革命者深知他们有一天终会离开政治舞台，所以他们要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写进宪法，守护宪法也就是守护革命者在建国时的意志。

所以林肯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我们第二代人要以守法者的姿态进入美国历史，要把由建国宪法建构的政治大厦传承下去。这是时代的命题，林肯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个主题。

这就是林肯生活时代和历史背景中存在着的一种宪法文化，这种宪法文化在美国早期历史上可以概括为“以斗争求团结”。在美国内战前的历史上，围绕着建国宪法为何意，辩论是层出不穷的。

这一幅图显示的是在1830年，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和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的海恩在国会长达一周的辩论，这也是美国早期宪法史上非常经典的历史时刻。喜欢读美国政治的朋友都知道，麦迪逊在费城宪法会议上所留下的笔记，中文版是由尹宣先生翻译为《辩论》。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以斗争求团结”的政治文化，无论是州权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大家都会不断地返回建国宪法的文本，尝试通过某种原旨主义的解释方式，求得当下政治问题的解决办法。可以说，在林肯所处的历史时代，美国宪法文化以及宪制发展走上了这条非常独特的道路。

前述的两种宪法路线相爱相杀80年，非但没有冲击或瓦解，反而催生以及不断加固了这种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当林肯讲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时候，建国者虽已离去，但其时距离建国的时代尚且不太遥远。麦迪逊是在1817年离开首都华盛顿的，完成两届总统任期后返回家乡弗吉尼亚。

麦迪逊和林肯有一点正好相反，林肯在做总统之前有一个很长的史前史阶段，在人生的前50年，他也许不曾想过自己有天要做美国总统，而麦迪逊在1817年卸任总统时，他也无法预料到自己还能再活19年，一直活到1836年，成为最后一位离世的制宪者。在这漫长的19年中，只要美国政治发生什么需要援引宪法来解释的重大政治争议，就会有人来讨教麦迪逊应该怎么理解宪法。

在杰克逊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国务卿范布伦就多次致信咨询麦迪逊，请教他有关“内陆基建”的合宪性问题。因为麦迪逊是这部宪法最主要的制定者，被称为宪法之父，而且他手里握有制宪会议期间最完整的记录笔记，尤其是他又迟迟不肯公开自己的笔记，直到去世之后，才让妻子把制宪会议的笔记卖给了国会，价值不菲。

因为林肯生活的时代距离建国尚且不远，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可以理解和把握制宪者的原意。上至华盛顿的政治家，下到普通民众，他们在这一时期养成了一种通过历史原意来理解宪法，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政争的政治心理。将宪法规范设定为一种共同的纲领，援引它来解决当下的政治冲突。这种宪法文化形成之后，有两个特点。

一是这种文化具有笼罩性，不管你主张的政治立场或者宪法路线是什么，你都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和方法进行自我论证和表达。林肯可以说是美国第三代政治家中的国家主义集大成者，在就任总统之前，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办公室里起草第一份就职演说时，就参考了安德鲁·杰克逊、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这些第二代政治家的国家主义文献。如果说林肯是“建国者之子”，那么林肯的政治对手南部邦联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相对来讲就是“国之贼”了，但他同样是利用这种方式论证退出之正当性的，因为在南部邦联的主事人看来，我们从这个已经腐朽的联邦共同体中退出，组建自己的南部邦联，我们才是1776年革命精神的真正传人。

二是信则灵，这是一个很唯心主义的解释，在我看来，这整套以斗争求团结的宪法文化之所以能够运作起来，就是信则灵，就是要求每一代美国人要相信这部宪法是我们当下所有人共有的一部根本法，要相信你可以回到建国的场景，可以理解制宪者的原意，然后可以通过确定制宪者的原意来解释宪法，通过解释宪法来解决我们的政治冲突。

那么，宪法信仰由何而来呢？美国宪法的序言一开始就讲，是“我们人民”制定了这部法律，但生活在现代的美国人有哪个参与了1787年的制宪？能从血缘上追溯至1787年至1788年的美国人的，恐怕也只是极少数的。所以说这种宪法信仰能够得到培养，只能依靠一套关于“什么是我们人民”的历史叙事。你要让美国人相信，存在着一个从建国到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个前后贯通、跨越代际的“我们人民”；让他们相信，自己和建国者生活在同一个政治文化的共同体内。否则的话，活在现在的美国人就无法理解建国，没法把建国者的原意从他们的历史语境翻译到我们的政治世界。这是美国宪法文化一个最关键的地方，面对着这部古老的宪法，你要相信这部宪法。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宪法现在面临的最大麻烦。因为信则灵，反过来说说，不信，则整套运转机制就会瘫痪。信的话，一部宪法越是古老就越是宝贵的财富，因为历史会给一部宪法带来权威和尊严。但如果不信的话，一部古老的宪法反过来就是一种负资产。

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难道我们真的认为，一部起草于马车和油灯世界的宪法能够解决现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当然不可能，我在前面也讲到2008年的持枪权判决，保守派和自由派的大法官都以原旨主义的方法来解释第二修正案，但方法相同，得出的结论却是截然相反的。怎么解释历史，归根到底取决于谁掌握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