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需要被传播并付诸实践：大部分生产效率的提升来自企业间彼此的学习，或者通过生产实践进行技术的改进。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这种学习是如何产生的。

肯尼斯•阿罗是一位研究“学习过程”的先驱人物，在其两篇分别探讨“研究和开发”，以及“从实践中学习”的论文里（1962a, 1962b），他分析了促进和阻碍学习过程的因素，研究学习过程对一般市场激励可能的一些反应，以及学习过程与宏观微观经济环境的关系。

他呼吁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有些知识是审慎分配资源投入研究与开发的产物，但很多技术进步是生产或投资的副产品。

与传统经济相比，现代经济的一个进步在于对学习过程的改进，也就是说，人们会学习如何去学习。真正能显著提高学习能力的，并不是某一项重大的科技成就，而是一连串有组织的改进创新。

后续学者的研究结果正与上述结论一致。诺德豪斯（1969a,1969b ）发现，科技进步主要来自生产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小微改进积累，而不是一次性重大科技成就，尽管某些改进，甚或许多微小的改进，很可能来自重大科技成就，或与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说，计算机化和电气化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科技成就，但是它们对社会的改变实际上来自其带来的许许多多微观层面小改进的累积。[12]

正因为如此，资本积累和“学习”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新理论的发现和新研究的实施通常来自新的投资。[13]如果投资的节奏决定了学习的进程，我们当然就无法清楚地区分哪部分生产率的提高来自资本积累，哪部分来自科技进步了，因为两者本身就纠缠不清。

斯蒂格利茨：后发国家向学习型社会转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远远超过传统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积累促进的经济增长。图为中国的工业机器人

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高度聚合模型遗漏了另外一个关键点：在标准范式下，除非市场失灵（消除这些市场失灵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的动力所在），企业的实际生产值常常被假定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术语）之上。

在这个标准模型中，生产率的提高源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外移，这一提高可能来自更多人力资本或生产资料资本的累积，也可能是来自更多研究和开发的累积。

大部分文献本质上将知识看作另一种形式的资本，即“知识资本”，而忽略了它与其他资本相比独特的属性，这个将成为我们后面章节，尤其是第五章的讨论重点。

在现实中，大部分企业的实际产量都低于它们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最优生产实践”和“平均生产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不同的国家中，这些差异也不尽相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缩短这些差异的努力本身就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重要的动力。

对于一个典型的企业而言，即使它缩小了今天与昨天的差距，马上又会有新差距出现，因此大部分企业是处于永远都在“追赶”最优生产实践的状态。

最成功的经济体不但能大幅推进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而且可以尽量缩小“平均”和“最优”实践之间的差异。学习越多，知识向外的扩散也就越多。正是这些不断累积的学习成就为那些成功的经济体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持续攀升。

简而言之，西方国家从1800 年左右起开始向“学习型社会”转型，亚洲诸国近年来也开始了这一进程。向“学习型社会”转型的进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或资源累积带来的效果。

如此一来，理解如何创建学习型社会应该成为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关注的重点。与弄清如何增加资源积累或减少短期资源配置无效相比，成功创建学习型社会将对提高长期生活水平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本书将尝试阐述一个简单的理论框架，以帮助读者理解一些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该框架将充分拆解，以便我们针对不同的产业研究相应的产业政策，并保持对经济整体发展率决定因素的关注。

我们主要关注两个基本问题：市场自身能否达到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水平？能否产生有效的学习和创新模式？如果不能，最优的政府干预应该是什么样的？

市场是无效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简单和直接的：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市场有效的推测不成立。恰恰相反，市场是无效的。

现代市场效率的定义要回溯到亚当•斯密（1776 ）的著作和他“看不见的手”理论：经济体中个人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最终通过“看不见的手”，创造了社会总福利。

亚当•斯密的发现要比阿罗（1951b ）和德布鲁（1959 ）的发现早175 年，后两者进一步论证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在哪种情况和假设条件下是正确的（当市场是“帕累托有效”时，也就是说，一个人无法在其他人情况不恶化的情况下使自己更好）。

阿罗在他的研究中为市场的帕累托有效设定了充分条件（阿罗：1951b ；德布鲁：1959）。之后的研究也证明，这些条件是必要的。例如，他在证明市场有效时要求信息是外生的，也就是说，信息不需要是完美的，但是观念不能随着个人观察到的或做的事情随时变化。

随后他还证明，只要市场是不完全的，或者信息是内生和非对称的，市场就不会达到帕累托有效。[14]

在本书里，为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我们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技术状态是固定的、外生的。阿罗和德布罗论证市场经济有效性时并没有考虑创新，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回答在创新中，市场经济是否有效的问题。

许多市场的拥护者认为，富于创新精神是他们的核心优点，显然，这里存在一个理论空白。早期熊彼特（1943 ）甚至认为，许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经济扭曲因素之一——垄断——在创新经济中实际上可能是一种优点：它为支持研究和开发提供了资金，并且如果存在市场竞争，也不用担忧市场竞争。但不论是熊彼特，还是其他认为市场的优势在于其创新性的学者，都不能证明市场在创新中是有效的。

他们之所以没有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做不到：本书后面的章节基于阿罗和其他经济学家工作的论述表明，市场本身不论在创新的水平，还是创新的模式方面有可能都不是有效的。

阿罗承认，在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因为研究和开发的资源配置问题或因为学习而导致的必然结果问题，都广泛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按照阿罗的思路来理解关于学习过程的经济学问题，以及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对于构建有效的经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学习和创新过程中，市场是无效的，必须靠有形之手进行干预

为了分析这些市场无效的本质，以及它们对制定公共政策的启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其中，研究和开发、学习以及市场结构这些要素都应该是内生的。

市场无效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后面我们会解释，为什么一些领域比其他领域更适于学习，为什么一些领域会比其他领域产生更多的外部性（即对其他领域产生更多学习溢出效应）。

我们会看到，在那些学习非常重要的领域，竞争经常是不完全的，因此由于企业无法准确预计学习对于其他领域的溢出效应，生产和学习很可能会被限制在最优水平之下，并且市场力量也有可能限制生产水平。

我们还将解释为什么熊彼特认为垄断具有正面的市场价值（垄断为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否则研究资金不足），以及为什么“熊彼特竞争”（通过创新竞争成为优势企业）会使得垄断力量不被滥用。总体而言，他关于垄断的观点太乐观了。

还有一些创新过程的无效来自资本市场和风险市场的不完善。阿罗–德布鲁模型为了建立市场的有效性，设定了关于竞争和创新的不合理假定，还假设存在一整套完整的风险市场和完美的资本市场。

这些市场中的不完善，特别是与创新相关的不完善，绝不仅仅是一种偶然事件，它还是创新的内在属性，这一点我们会在第六章进一步解释。

政府在创建学习型社会中的作用

如果学习、研究和开发是经济成功的核心，并且如果我们不假定在做出影响到学习速率（或研究和开发速率）的决定时市场必须有效，那么长期以来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金融危机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预防危机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存在的环境问题也提醒我们，政府能够在防治污染和减轻潜在气候灾难影响的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控制负外部性的扩散。

生产知识能够产生正外部性，而私有企业生产太多的商品，会带来负外部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政府必须在企业排污时罚款，或者制定环保政策，规范企业排污行为；相反，私有企业通常不会生产很多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这时又需要一些政府干预来矫正市场扭曲。

这些干预要比仅仅矫正负外部性的行动更为复杂。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是有限且定义清晰的，我们已经有一套发展成熟的工具来处理这部分市场失灵。

金融危机也是一样，我们对监管不足的金融市场产生的外部性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的重建阶段，我们认识到了好的监管能为市场带来什么。

学习这一行为触及了现代动态经济的方方面面，对于那些想要努力成为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就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