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斯蒂格利茨 布鲁斯·格林伍尔德】

从人均生产值数据最初可考的罗马时代开始，到1800 年前后，人类的生活水平一直裹足不前，几乎算不上有什么提高（麦迪逊：2001）。

人们把绝大部分钱都花费在食物上，而食物消费又集中于大米、小麦和其他谷物等主食上。住房条件极其有限，往往一大家人蜗居在农舍里，彼此没有隐私，除了抵御寒冬的基本取暖设施以外，没有任何温控设施。

服装只考虑实用性，仅仅是基础内衣搭配随季节性更换的外衣而已。医疗体系几乎不存在。出行则极其少见，以小范围的本地交通为主，既麻烦又不舒服。

休闲娱乐则全靠自己，简单又乏味。只有少数贵族才享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生活水准：丰盛而新鲜的食物，甚至还有肉吃；宽敞又温暖的房子；衣柜里塞满适用不同场合的服饰；较好的基础个人医疗保障；旅行和丰富的娱乐活动。

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伍尔德

从19 世纪初到19 世纪中后期，从前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优越生活方式开始加速席卷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我们可以从同时代的文献中看到这个改变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冲击，甚至连《共产党宣言》也可以被认为是从另一个层面赞美新的经济发展势头。只不过，这一势头还没有惠及广大人民。

到了20 世纪，从前所谓的精英生活水准已经变成了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亚洲许多国家大众生活的标配，这一现代化进程一直绵延至今，包括许多亚洲国家。

这个巨大的改变也可以从另外一种视角来解读：19 世纪前，绝大多数人都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食物、房子、衣服这些最基础的生活必需品上；而今天，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人们每周只要工作几个小时，就能达到以前的最低生活标准，每个人都有了选择如何使用“额外”时间的权利：可以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或者，还可以把时间用来享受闲暇的时光。[1]

究竟是什么为我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呢？是资本的积累还是科技的发展？

巨大的社会变革哪里来，科技发展、资本存量的提高？

虽然经济学家们，比如熊彼特（1943 ）确认了变革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发展，但直到1957 年，罗伯特•索洛才提出了量化资本积累和科技发展相对重要的模型。资本存量的提高最多能带来1/3 的人均产量提高，其余的增长则主要来自各种各样的科技发展和技术革新。[2]

罗伯特•索洛（左）和熊彼特（右）

后续文献质疑了这个数量分析可能并没有其设想得那么稳健，一部分原因是关键的投入变量（资本、人力资本）比起初意识到的更难度量，问题也更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模型中设定了总体生产函数规模的回报率和完全竞争下的回报率都是一个固定值，这个设定有待商榷。[3]

变量间的互相影响也使得分析经济增长原因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比如新机器（新投资）会被用来实施新技术[4]，两个变量之间本身就具有纠缠的因果关系。

诚然，生产力的大幅提高、技术的进步以及“学习把事情做得更好”都在提升生产力方面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原因。[5]

不仅学习（创新）的进程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几乎可以部分肯定的是，这个进程本身就是内生的。

科技进步的速度随时间和国家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态势，也许我们不能解释在其中起作用的所有变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不但受到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也受到政府和私人对研究和教育投资的影响。

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甚至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生产率提高存在高度的相关性，这意味着，可能有一些因素（环境因素、公共投资），对整个社会存在系统性的影响，或者每个学习者/ 创新者之间都存在着溢出效应。

创建学习型的社会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然而，国家和企业之间巨大而持续的差异（从微观经济层面来说，最好的、平均水平的和最差水平间的巨大差异）却表明，知识并不会在国家和企业间平滑流转。

以上这些都凸显了：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制定能够促进学习和学习溢出效应的经济策略和经济结构。创建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才能够在更高层面上提高整体社会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短暂地一次性提高经济效率，或者靠牺牲今天的消费来提升资本率。[6]

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差异主要来自知识水平的差异。制定将经济和社会转型为“学习型”的政策，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缩小这一知识水平差异，并带来显著的收入提升[7]。发展，意味着学习如何去学习（斯蒂格利茨：1987c）。

为简单起见，索洛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开创性文献（索洛：1956 ）的模型中，将科技发展率设定为固定和外生的变量，并独立于企业决策而存在。

这篇文章并未能解释提高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原因，因而也并未能解释该如何制定经济政策以提高生活水平。1957年，索洛跟进了一篇文章，指出他1956 年的文章里主要关注的资本积累相对而言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因素反倒是1956年文章里被简单设定为给定的技术进步率。

毫无意外，在索洛的开创性工作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8]，涌现了一大批试图“内生化”科技发展的论文。[9]

其中，最优秀的文章都试图把对宏观问题的研究建立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从微观经济层面研究科技发展的文章了[10] ，但是很多这类文章的研究成果都没有被纳入宏观经济增长模型中。

与微观经济模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增长模型通常过分简化，完全不考虑不同行业间创新速度的差异、科技发展的多种不同形式，以及科技发展形式与替代政策之间的关系。

为了解决内生增长带来的复杂性，以及推导长期稳定增长的挑战性，许多文章都采取了非常特别的参数化方法。有些文章发现，当创新是内生变量时，市场不太有可能是完全竞争的状态，但是市场结构与创新的相互作用关系并非讨论的核心点。

熊彼特设想过的那种竞争状态是真实存在的吗？有些文章的假设几乎已经预见到了结论：如果我们假设交易能够促进学习（比直接促进相应的国内生产更为有效），那么贸易壁垒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作用。但是我们证明了，关于创新过程的备择假设（我们认为更可信）表明，一定程度的贸易限制是必要的。

向“学习型社会”转型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巨大

如果现代经济的成就来自创新和学习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理解学习和创新过程，以及了解政策会如何影响这个进程将会成为经济分析的核心。[11]

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经济体的“创新系统”从广义上来说，自基础研究（通常由政府资助，偶尔也会由政府支持的垄断巨头资助，如贝尔实验室，并且由研究型大学和政府背景的科研机构生产）到应用研究，有时候是在基础理论上有所发展，其他时候则是改进和发展了“现有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