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仍然信心十足：“倘如此，我军即将华东共军阻于微山湖以东地区，先集中主力协同黄维兵团击破中原共军主力，再看情况击破华东共军主力……”，“只要刘伯承、陈毅的部队不能合流，对他们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有如泰山压顶，是有八九分胜算把握的，……不但可以一举收复济南，也可以严重打击尚未休整好的陈毅部队……”[15]

瞧瞧，中原，华东，两边他都要“击破”！简直就是一副包打天下的气派。

10月7日——也就是华野召开作战会议部署“淮海战役”的前两天，杜聿明也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向山东进攻”的部署，并拟定于10月15日开始行动。而华中“剿总”的白崇禧这个“小诸葛”对杜聿明这个计划也很支持：杜聿明部署“进攻山东计划”后的10月10日，他也给华中“剿总”所属的黄维、张淦两兵团赋予了以“豫西共区”的泌阳、唐河为目标的“两期任务”，以“牵制”中原共军主力，配合徐州“剿总”对鲁西南的进攻（孙元良兵团已被杜聿明调往徐州方面准备参加实施“山东进攻计划”，故白只动用了黄维、张淦两兵团）。[16]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这事儿很有点意思，中原共军和华中国军都想到了一起——两边都想“牵制”对方。

然而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客观而言，其实真正被“牵制”的还是白长官：白长官这么积极正中人民解放军统帅部的下怀！如前所述，彼时彼刻，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当时还没有国民党军最为担忧的“中野主力东进”的设想，“淮海战役”也还没有向“决战”演变的意图。而人民解放军还未“牵制”，黄、张两兵团就主动向豫西进击，这对于华东野战军主力准备歼击黄百韬兵团，进而在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当然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杜聿明将军后来当了共产党治下的“政协委员”，他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声称：当时他“还未意识到蒋介石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已经腐朽透顶，经济基础即将崩溃，还是十分自高自大，认为别人不行，自己还行，要‘打开国民党军到处挨打被消灭的危局，必须争取主动，先发制人’。”[17]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杜聿明进了“共军战犯管理所”被“洗脑”后的客套话：白长官的“两期任务”中了共军下怀，而杜长官的“山东的进攻”真要付施实施，没准儿中的就是国军的下怀吧？共军的那个“淮海战役”是不是能打成都难说吧？——后来有人在一些文字中不同程度地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然而只要把当时人民解放军统帅部与各方磋商往来的电报认真仔细地研判一番，恐怕就不能不认同多年后被“洗脑”的杜将军的看法了：就在杜聿明拟定上述计划后的10月14日，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即已通过“沪宁谍息”等情报并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分析研判，“大体判明，敌邱孙两兵团将向鲁西南举行防御性的进攻。这种进攻之目的，是根据国防部判断我军攻济损失甚大，现正掩护整补，而将来进攻主要方向是经鲁西南出徐蚌段，故先以重兵向鲁西南动作，究竟是否如此，不久即可判明。假如邱孙两兵团真如此行动，对我淮海郑州两地作战极为有利。”[18]

看见没有，还是“正中共军下怀”！还是改变不了徐州方面国民党军后来的结局！杜长官倘以徐州邱、李等兵团向鲁西南出击，那将省去毛、刘、陈、邓、粟等为如何牵制他们而保障华野主力歼击黄百韬兵团多少殚精竭虑？毛泽东在作出这个“大体判明”时，心中不定是在怎么“窃喜”哩！果如此，华野主力一旦南下新安镇包围了黄百韬兵团，邱、李兵团却被隔在微山湖以西，要回援还得绕个“之”字先回徐州再向东出击，等赶到新安，也就只剩下给黄百韬收尸的活计了！

而对华东野战军来说，那个让许多幸存老者多年后一提起就感叹“惨烈无比”的“徐东阻击战”，大概也会轻松愉快许多。而对人民解放军统帅部来说更为理想的局面是：作为“进攻山东计划”中辅助攻击的一翼黄百韬兵团行动积极，能够与邱、孙两兵团同时出发，离开新安沿津浦路北进，直接就朝“共军”成堆儿的地方钻！果如此，那华东野战军连南下的动作都可以节省了，直接就可以裹黄兵团的饺子馅儿，而与之隔着一条微山湖的邱、孙两兵团却只能瞪眼跺脚干着急，却使不上劲儿！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呵呵，这跟杜将军那个“共军被阻于微山湖以东”，可是恰恰相反哟！

然而杜将军的这个很有进取心却很可能是给人民解放军统帅部帮大忙的计划，还没等到付诸实施，就流产了。

流产的原因是这会儿东北“林总”要打进锦州了，顾此失彼的蒋介石掂量了掂量，还是认为“徐州不要紧，重要的还是东北”，于是在10月15日飞赴东北的时候在徐州作了十多分钟的停留，临时抱佛脚抓了正欲赶往商邱去指挥“进攻山东”的杜长官的差，要他跟自己一起去东北收拾残局——因为杜长官在战争初期在东北干过，一度还把小师弟“林总”打得很难受，而且既熟悉情况，又很听“校长”的招呼。[19]

杜聿明一走，本来就对杜案疑虑重重的刘峙马上就没了章法：“光亭走了，如何是好？”

于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进攻山东计划”立刻短命夭折，而为“进攻山东”向徐州附近集结兵力的举措又歪打正着，使中原野战军的攻郑作战变得相对轻松愉快：10月上旬，原驻守郑州的第16兵团孙元良部奉命沿陇海路向民权、柳河集结，留下的守军是第12绥靖区的第40军第106师和第99军的第268师，结果让陈毅、邓小平逮了个大便宜，10月20日攻城部队刚一接近城郊，22日守军便弃城北逃，郑州易主，黄河铁桥完好无损，北逃的守军也于23日被中野九纵和前来配合的华北军区部队聚歼：歼敌11000余人，自身伤亡仅345人[20]——“陈邓”原来的预计是：“五至七天攻克郑州”[21]，而毛泽东在10月15日酉时致华野饶粟谭电中的估计是：“因敌准备放弃郑州，苦无口实，你们一到即可能逃跑”[22]。

毛泽东的估计是根据已掌握的“沪宁谍息”等相关信息作出的，当然也有相当的准确性[23 ]：因杜聿明的“进攻山东计划”的提调，孙元良兵团10月6日即已从郑州东撤至商邱附近，准备与邱清泉兵团一起向鲁西南进攻，郑州已经处于“听天由命”的状态（中野主力取郑前后国民党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郑州之敌被歼后第二天国民党军统帅部“郑州守军撤回黄河以北准备打游击”的命令也下达了[24]），孙元良不会去管也管不着了。

10月24日，驻守开封的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也弃城东逸。

至此，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上的郑州、开封、洛阳三大名城均为人民解放军所掌控。

——毛泽东的淮海战役战后的“前景展望”，在战役打响前，就大体得以实现。

毛泽东的“战后展望”在战前的提前实现，对后来战局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重要影响！而这一切都与杜聿明将军和蒋介石的那个“进攻山东计划”，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因果关系。杜聿明将军在世时虽然不一定能读到当年毛泽东对他那个“进攻山东计划”的评判，但从杜将军后来写出的那番相信是出自由衷的“客套话”中，我们也不难解读出这样一种“题外之义”：杜将军不愧是一“知耻后勇”的真正军人，有眼光，也有气度。

然而笔者也提请各位注意，这里所言的“对后来战局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利的重要影响”，是从战略角度着眼，以后来形成的“战略决战”为参照的：徐州“剿总”主力猬集徐州附近，为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造成“孤立徐州”从而形成决战的态势，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有“利”的一面，就有“弊”的一面。

如果仅以华野主力攻歼黄百韬兵团的原有战役目标为参照来作考量，就有“弊”的一面：郑州已克，孙兵团、四绥区俱向徐州靠拢，徐州附近敌军兵力增厚而且相对集中，也不会再因“进攻山东计划”的提调而另作他用，毛泽东原拟以中野主力攻郑作战来配合华野歼黄作战的设计，也不再具有“牵制孙兵团东援”的作用——当然也就失去了原来设计的意义。

而华野歼黄计划如果不能顺利完成，后来那个“决战”也就无从谈起。

对此，毛泽东早有预见，陈邓率中野主力攻克郑州的当天，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设想。

正是因为这个设想，淮海战役的战役目标再一次得以提升，中野、华野两大主力进入了同一个战场，形成了战役上联合作战的格局——这也是国民党军方面最为担忧而且遏力阻止的格局，也造成了“决战”的重要条件，从而最终促成了后来战局向“决战”的演变。

虽然这个设想仍然还是以“牵制徐州之敌配合华野主力攻歼黄百韬兵团”为出发点的。

“一个好汉三个帮”与“一个大佬没人帮”

中野主力攻取郑州后，就连傻瓜都能看出徐州地区有大仗要打了。

平汉、陇海两大铁路枢纽被共军掌控，毛泽东的“战后展望”得以大体实现，当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于是，如何牵制徐州附近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保障华野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的作战顺利完成，就成了毛泽东与华野、中野首长最为关注的问题了。所以，就在陈邓率中野主力攻占郑州的22日子时，毛泽东就致电陈毅、邓小平，提出了中野主力攻克郑州后“直出徐蚌线”的设想：

因此，为了保障我华野全军在淮海战役中完全胜利，请你们准备着，在攻克郑州休息数日后，迅即全军东进，相机攻占开封。或者不打开封，直出徐蚌线。不但钳制孙元良、刘汝明，并且钳制邱李两兵团各一部。粟谭则令九、广两纵现在立即开动，直出金、鱼、成、单与陈邓协力作战。九、广两纵是否已出动，何时可到金、鱼、成、单地区，望粟谭即告。[25]

这就是毛泽东，下一步棋总是看三步——这个设想实在是太重要了！其意义非同小可。

关于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的意义，毛泽东在同日13时致华野饶粟谭的电报中是这样解释的：

目前极好的形势是白部黄张两兵团被我二、六、十纵吸引到桐柏山区，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回头进到黄泛区，威胁东北面我军之行动，有利于我陈邓在攻郑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三、广两纵，不但牵制孙刘全部，而且可能牵制邱李一部。具体行动，可在攻郑后决定。我们预计是以一部留在郑州、淮阳之线，以主力于邱李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假如二十三日开始之郑州作战，能在数日内达成任务，休整数日，本月底或下月初东进，以十天左右时间到达宿、蚌附近，休息数日，举行徐蚌作战，此时正是我华野打得激烈的时候，势必吸引邱李很大一部分力量回援，对于保证淮海战役取得大胜将有极大作用。但未知时间上来得及否，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26]

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孤立徐州之敌”的设想，而这个设想与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

中野主力“直出徐蚌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将在同一个战场作战，两军战略上“协同配合”，将变作战役上的“联合作战”！如此，两军相互协调同步和统一指挥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所以，毛泽东才在这封致饶粟谭并中原局的电报中，向各方预作招呼：“请陈邓于攻郑胜利后，作全盘考虑电复”——毛泽东还还在该电中告知华野方面：“陈毅邓小平二同志现用陈谢电台在郑州附近指挥作战，你们及进入鲁西南之三纵均应经陈谢台与陈邓密切联络，以利配合。”而陈邓对最高统帅这个设想的反应也非常积极，当天亥时即电复军委：中野主力在攻占开封后，或出商邱，或直出徐蚌线，以“配合华野作战”。[27]

10月23日5时，毛泽东再电陈邓并饶粟谭，明确了中野主力东进后的任务：“第一个目标是歼灭孙元良兵团，第二个目标是攻占宿、蚌”，并要饶粟谭“即令三纵、广纵及鲁西南地方兵团，准于月底进至商、砀以北，并受陈邓指挥”。[28]

同日，华野司令部向各部下达《淮海战役预备命令》[29]。

10月24日午时，陈邓致电军委，根据“东线打响后”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中野主力配合华野作战的三个方案，而其中之一就是与华野进入鲁西南的三、广两纵配合，“抓住孙元良而歼击之”。[ ]

这段日子毛泽东大脑活动肯定是非常紧张频繁，既要为东北正在进行的决战殚精竭虑，也在为如何调动各种力量保障华野主力歼黄作战顺利完成煞费苦心。就是对自己提出的“直出徐蚌线”，也是在心中反复掂量，盘算着利害得失——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如何最大限度地保障粟裕对黄百韬的作战打得顺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中野对徐州之敌的牵制作用。10月25日3时，在收到陈邓日前午时电后，他又提出了一个“中野主力渡淮南进”案供陈邓选择：

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南进，占领蚌浦段铁路。以你们全军四个纵队十一个旅（只留九纵—个旅守郑州，秦基伟率九纵主力跟进），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你们则忽集忽分，机动对敌，准备在该区坚持两三个月。此着为敌人所不及料。敌为防我渡江，必从徐州附近分兵南压，亦有可能从白崇禧系统调兵向东。我华野则可能于两个月内，歼灭刘峙系统五十五个师的三分之一左右，即十八个师左右，取得大胜。如敌以重兵对付你们，则你们可用暂时分散作战的方法．将全军（十二个旅）分散配置于江、淮、巢、运之间躲过其压力，以待华野之南下。最后决定，可待你们到蒙城以后。如那时认为此策不便，则执行徐蚌作战方案。[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