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双石】

大战前夜，一个动起来了，一个动不起来

从济南战役结束到淮海战役发起这当间的个把月里，国共双方都在设计和作出有关动作。

在收到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初步设想的后，在河南宝丰县大张庄的中原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陈毅、李达（邓小平在西柏坡参加中央9月会议后正在返程途中）立即就进行了研究（据时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的李达将军回忆：“差不多研究了一整天”），并于次日上午致电军委与华野首长，对粟裕“淮海战役”设想表示赞同，并建议：华野在鲁西南的两个纵队进出于徐州以西及西北之“丰、沛、萧、砀”，以“蹑邱兵团之后”。[1]

这个建议后来都体现在了华野关于淮海战役部署中并且在各方讨论中不断得以完善。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

刘、陈、李还建议：中野兵分两路，对有可能增援徐州的华中“剿总”之敌进行牵制行动，且准备“敌转向东北则我向东向北机动”，以“配合东战场”（即粟案预设的淮海战役战场），而这个设计后来也在各方讨论中得以进一步提升和演变，而且最终使战略意义上的“配合行动”变成了战役格局上的“联合作战”。[2]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华野在山东曲阜召开师以上干部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济南战役进行总结，同时开展“整风”以“调控内部关系”。会议结束后的10月9日，粟裕还主持召开了部署淮海战役的作战会议，会议预订的战役发起时间为10月25日（后因冬装发放不及推迟为10月28日，后来军委在10月14日申时电中确定为为11月5日[3]）。

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华东饶、粟、谭并告中原局，对淮海战役第二、第三阶段的作战任务再次作出调整，其要点为：

一、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兵团，完成中间突破。为此，应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所属3个整编师（军），以8至10个纵队，阻击由徐州东援之邱清泉、李弥兵团。

二、战役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该地区因敌可能的海运增援可能增至3个整编师（军）），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箝制邱李两兵团。

三、战役第三阶段，可设想两淮方面因烟台之敌的增援可能增至两个整编师（军），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箝制。[4]

同日，毛泽东还致电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邓已返回中野），给中原野战军的任务也加了一码，要求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前，“攻击徐郑线”（即陇海路徐州-郑州段），牵制已奉蒋介石之令将东进徐州的孙元良兵团，以防止孙兵团“极大妨碍华野的新作战”。[5]

此时，毛泽东对战役完成后的“前景展望”是：“淮海战役的结果，将是开辟了苏北战场，山东苏北打成一片，邱李两兵团固守徐蚌一线及其周围，使我难于歼击”，如此，淮海战役结束后，华野“应分为东西两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东兵团，在苏北苏中作战”，而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加入中原战场，与刘邓配合作战，“出豫皖两省，协同刘邓．攻取荷[菏]泽、开封、郑州、确山、信阳、南阳、淮河流城及大别山各城”，“秋季你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6]

华野、中野两军首长对军委的决策反应都非常积极，华野首长在收到军委11日电之前（12日亥时才收到军委该电）的12日子时已向军委上报了华野作战会议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部署，在接到军委电报后，除建议歼灭黄百韬兵团后打先两淮外（军委的原意是先打海、连后打两淮），对军委部署表示拥护[7]；刘陈邓则于12日复电军委：“攻歼郑州之敌，预定十八日开始战斗”[8]（为了与华野主力“歼黄作战”发起时间同步，后来确定的攻郑时间为10月22日[9]）

总攻前准备要包饺子

一星期后的10月19日，在统帅部与华野首长根据淮海战役发起部署协调好攻郑时间后，陈毅、邓小平即启程前往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陈赓部，准备指挥中野一、三、四、九纵队发起攻郑作战并准备打援，而刘伯承、李达则留在中原军区，指挥二、六纵队和中原军区部队，吸引、牵制并抑留有可能北援徐州或郑徐线的华中“剿总”的张淦、黄维两兵团。

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也预感到了“大战在即”，也想有所动作。

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打乱了国民党军南线防御体系。而国民党军统帅部和智囊团对于华东野战军战后的动向，也有着种种揣测和推断。归纳起来，这些“揣测和推断”大致为以下三种：

⑴北上平津，协同华北共军解决华北“剿总”；

⑵西攻郑州，汇合中原共军，掠取宛洛，进逼武汉；

⑶南下徐蚌，在陇海路以南发起攻势作战，威胁南京。[10]

这其中任何一种可能对国民党军而言都是不妙的！而最让他们担忧的，还是华东野战军汇合中原野战军，夺取徐州，威胁南京。所以在9月25日——就是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初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并确定了战役目标为歼灭黄百韬兵团的同一天，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也在南京官邸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济南失陷后如何对付“华东共军南下，中原共军东进”。

会上，作战厅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积极进攻案：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两个兵团向鲁西出击，求歼华东共军一、二个纵队，或从徐州转运两个整编师（军）于郑州，会同郑州孙元良兵团，配合华中“剿总”部队，向中原共军发起攻势作战，“如能求得决战，则尚可扭转大局。”

二、消极案：即徐州以主力监视共军，一部穷追猛打以肃清淮安以北、运河以东地区及津浦路徐州以南地区共军。

作战厅的意见是取第一案中的那个“或”——集中兵力求歼中原共军。

他们认为，这是最有利的，成功可能也最大。[11]

而蒋介石却认为，这事儿好，却办不了。

能干掉中原共军当然好！可真要能干掉中原共军，年前人家孤军深入大别山的时候就该“干掉”了！一年前的4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的施政报告”中就是这么着夸的海口：“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绝对有把握消灭黄河以南的匪军所有的兵力，决不让他们有整师或整旅的存在”。可后来哩？岂止六个月，一年多都过去了，人家不光“整师整旅”继续存在着，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存在着！真就是应了白崇禧白长官那句名言：“不怕共产党凶，就怕共产党生根”！

下图为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截图，还原度相当高

白长官现如今可是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他自己这句名言的效果：人家把根都生到白长官那个华中“剿总”的眼皮子底下来了，现在主力军加上地方“土共”，人马跟白长官手下的兵马已经差不了多少，要不是家伙什差了点儿，白长官现如今根本就捂治不住，惶论“求歼”？

蒋介石知道这会儿这事儿也就是在嘴上过过干瘾，说得了却办不了，故而将作战厅的“积极进攻案”作了这样的“折衷”：不再提“求歼中原共军”，而是以徐州“剿总”方面的邱清泉兵团向鲁西南“作有限目标之攻击”，黄百韬兵团向苏北攻击，李弥兵团向津浦路两侧“扫荡”；华中“剿总”方面黄维、张淦、孙元良兵团则分别由遂平、唐河、郑州向鲁山攻击。目的当然很简单：确保对津浦、陇海、平汉三大铁路干线的控制，阻止华东、中原两路共军的汇合。[12]

相较于一年前，蒋介石变得“现实”多了。

可“校长”变得现实了，学生却是烂漫依然。时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将军对校长这番煞费苦心的“折衷”，作出了积极的解读和发挥，从而将这个“有限攻击”，变成了更具进取性的“进攻山东计划”，即：趁华东共军攻济后正在休整尚未与中原共军会合之际（杜认为华野主力济南战役后至少需要休整1个月——这个估计还是准确的），集中徐州“剿总”的4个机动兵团，在兖州、济宁、大汶口间寻求华东共军之一部歼击之，进而击破其主力，达到收复泰安、济南之目的，“以振奋国民党军士气”。而华中“剿总”则以主力在豫西方面牵制中原共军，阻其东进，但不与其作真面目之作战，以配合徐州“剿总”的行动。[13]

这就不是什么“有限目标之攻击”了——这是要“进而击破华东共军主力”！

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和参谋长李树正都对这个计划心存疑虑，认为“动用兵力过多徐州安全堪虑”，但在一番激烈争论且在动用兵力上的规模上作出了缩减后（只动用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加上冯治安三绥区一部向鲁西南进攻，李弥兵团守备徐州；位于新安一带的黄百韬兵团在该计划中位于“右翼攻击”位置，属“次要方向”），刘、李方被踌躇满志的杜长官勉强说服。[14]

10月2日，杜聿明带着这份计划赶到北平，向正在指挥东北作战的蒋介石作了汇报并征得了其同意。而当他拿着“委座手令”请时任国军参谋总长的顾祝同将军“核办”时，顾将军也同样怀有疑虑：“你究竟有没有把握”？而杜的回答很是豪迈：“只要黄维兵团能牵制住中原共军，徐州方面打华东共军各纵是有把握的！”

顾长官还是担心：“万一刘伯承窜过来怎么办”。